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次考察
及影响【2】
（三）理论分析和建议
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从中国经济目标出发，围绕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及实现目标需要注意和把握的问题进行考察，并就此撰写考察报告。中国的最终经济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同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人民分享繁荣富强的果实。具体目标是在1980年至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从300美元左右增加到800美元。考察团指出，要达到这一目标，无论在发展战略上还是体制改革上都要掌握好方向。考察团主要从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管理、社会问题和政策等方面，就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对策作出阐述。
1.关于经济增长格局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5%甚至6.5%。这种高速度、长时间的增长世所罕见，成功的范例很少。考察团经过深入考察和数量模型测算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令人鼓舞，1979年至198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高达6.8%。如果能合理提高能源和材料使用率，到2000年人口能保持在计划目标的12亿左右，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目标可以实现，但要求投资占国民收入的30％。
实现如此宏大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目标，将出现怎样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格局，是一个核心问题。考察团强调，损害其他部门来发展工业不会带来迅速和有效率的经济增长，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农业，尤其不应忽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与重工业、农业相比，中国的轻工业尤其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小，发展空间非常大。因此，考察团着重强调发展服务部门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认为其不仅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体制改革、吸收新的劳动力、降低农业人口比重。关键是如果更强调发展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则只要使投资率达到26％就能实现经济目标。降低投资率而不影响实现经济目标，这正是中国梦寐以求而又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个意见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新的发展思路。
农业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生存发展和国家稳定，中国历来重视粮食生产。考察团认为，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使中国人均热量消费和蛋白质消费量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动物产品在饮食中所占比重还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应当更加重视增加家禽生产。要增加家禽生产，发展畜牧业，就必须有充足的粮食饲料和蛋白质饲料，这要求对农作物格局进行调整。对于工业发展，考察团强调专业化和城市化问题。长期强调自给自足，追求门类齐全的发展思路，造成中国工业专业化进展缓慢，因而必须打破地方贸易壁垒，缓和地方经济布局和全国经济布局之间的矛盾。在工业布局方面，考察团的意见是，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在不同的地区，形成分工不一的专业化城市，比如钢铁等重工业和农业加工业应建立在靠近原材料地区，因此需要发展大型城市和小型城市，也需要发展向农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小城镇。
经济增长格局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两个关键性制约因素，即能源和运输。世界经济发展证明，能源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是保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考察团指出，中国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高，节能潜力大。要实现工农业产值翻两番，能源增长至少要翻一番，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担子将落在煤炭上。由于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增产所需要的煤炭是可以做到的。更困难的课题是解决煤炭的运输和干净而有效率地使用煤炭的问题。考察团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国对运输投资的构成和组织管理必须作较大变革。如工农业专业化发展，需要增加中短途运输，而这种运输以公路为宜，因此需要作出使公路运输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规划；要用柴油机车和电气机车取代蒸汽机车并铺设若干关键新干线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水运能力也应该进一步提高。
在开放型经济中，对外贸易和资金将愈发重要，因为出口额已经提高到占中国国民收入的9%至10%。考察团认为，今后20年内，中国需要改变出口制成品的构成，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增长将变得缓慢，要扩大机械产品和金属产品出口。中国政府对从国外借款采取谨慎方针是稳妥的，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是明智的。因为与其说让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是引进外资或先进技术，不如说是为了让现代管理技术起示范作用，起到激发竞争的效果。
考察团根据目标模式，将中国主要经济增长点放在加强第三产业和提高经济效率，是一种着眼长远的发展思路。第三产业和经济效率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也能兼顾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从主要增长点出发，考察团对三大产业结构的布局及各产业发展方向的意见，对能源、交通、外贸等领域的具体政策建议，既观照到世界发展趋势，也照顾到中国国情和优势，对后来的“要致富，先修路”以及出口转型升级等经济发展政策有着直接影响。
2.关于经济管理
改革初期，中国曾一味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管理机制下产生截然不同效率的现实，让管理部门逐步认识到管理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还面临外汇短缺的障碍，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则相对经济而实用，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一时成为改革热点。对此，考察团的认识更加深刻，强调指出，中国到2000年在中等收入范围内将上升到什么高度，最重要、最关键的就在于经济管理是否卓有成效。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国有部门。非国有企业因为追逐利润的动力，会自发采用合适手段提高效率。如何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考察团重点分析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问题，在对现有各种管理制度分析利弊的基础上，开出了新的“药方”。这个“药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国企改革也依然不乏新意。考察团认为，企业要提高效率，必须有改进经营工作的动力、一定的经营自由、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和竞争。但是，建立独立的、有适当动力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困难、最根本的方面。世界经验表明，将国有企业交给职工直接控制，容易导致工资与职工福利过多而不太关心盈利和服务；由管理人员控制企业，也容易导致职工福利增多而经济效益增加少；资本主义国家常用的将企业的战略决策权交给董事会的做法，则要求董事会成员与企业利润密切相关，但是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董事会成员无论是来自中央还是地方，都很难与利润挂钩。因此，考察团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把每一家企业的所有权分散给几个不同的机构，这些机构都以不同形式代表全民，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而不是直接关心企业的产量、采购和用人。（这些机构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外，还可以包括银行、养老金组织和保险公司）建立这种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开始时可以采取适当分散现有国有企业自有资本的办法。随着筹集投资资金方式的多样化，各方面的国家机构都可以购置现有和新建企业的股份，这种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第13—14页。）股份制后来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是应该指出，考察团提出的“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并非私有化，而是各种机构、利益相关者的制衡，着眼防范和弥补股份制可能削弱国有企业和弱化国家控制力的弊端。
一个社会要充满活力，必须有浓厚的竞争氛围。企业间的竞争对经济的高效增长有关键意义。考察团认为，中国在加强企业之间竞争方面还需迈出更大步伐，可以通过取消年度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制度、取消国内贸易的行政限制、允许新生产者进入某些市场、让更多行业允许个体和集体企业从事经营活动、鼓励淘汰陈旧过时的工艺和产品等方式，进一步营造竞争氛围，不能补贴或保护落后技术而损害优胜劣汰原则。合理的价格制度是让企业良性竞争和社会具有活力的重要方面，但价格的波动又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此解除价格控制必须坚定、逐步地进行。解除价格控制可以与逐渐取消年度生产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同步进行。但在某些领域的价格改革步骤可以快一点：一是通过行政决定或者市场决定，对大多数种类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大幅度提价，以达到节约能源和资源的目的；二是因为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容易导致盲目性，应该允许农产品价格随供求关系灵活调整以避免某些产品过剩或短缺；三是规定严格的出厂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四是影响经济活动布局的某些价格应该灵活波动，使得资源朝着预期方向集中。人才的自由流动，也是促进社会活力的重要内容。考察团指出，高度熟练劳动力的短缺会影响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为了减少这种风险，应考虑采取措施把现有高度熟练劳动力分配到最合适岗位，并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因此，要允许选择工作的自由和更灵活的工资制度，允许单位自由地、有竞争地招聘和解雇人员。
根据改革实践，下放投资决策权可以促使管理人员把大胆革新思想同详尽分析、仔细核算和避免浪费等结合起来，好处很多，但是又存在企业作出经济价值不高的投资并忽视对国民经济更有益的投资的严重弊端。对此，考察团认为，在企业动力、竞争和价格方面的改革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考察团虽然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进一步下放投资决策权，但是一再强调国家对投资的主导作用，要加强和改进而不是削弱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应根据变化了的体制，一方面熟练掌握、充分利用信贷、税收、价格等间接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改进计划工作，通过使用计量模型、计算机、培训计划工作人员来加强计划的科学性。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严峻弊端就是管理僵化、效率过低，重点是国有企业。考察团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进行政策设计和新管理制度探索，提出很多启发性建议，对中国是极为有益的。考察团强调改革的政府主导性，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能力，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后来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
3.关于社会问题和政策
考察团认为，中国过去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土地政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相当普遍地享受到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证必要的食物摄取量，由此提出一个问题，“过去收到积极效果的政策和机制，是否还能用来实现一个中等收入的中国的社会目标？这些政策和机制是否能适应经济管理体制上出现的变化？”考察团给出的结论为：“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第24页。）同时也指出，因为经济改革和技术活力增强，收入差距很可能扩大，而对价格、工资和就业制度实行经济上有益的改革后，必须对社会政策和机制做出改变和革新。
效益和公平永远是一对矛盾。考察团认为，为了提高效益，最好不要试图掩盖经济上所必需的收入差距，但是可以采用累进所得税制和对奢侈品征收高额间接税等办法缓和矛盾，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最根本的是，革新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一项适合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有效的、经济上负担得起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考察团指出，老龄化和农村扶贫要引起格外关注。中国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出生率取得巨大成功，但长期把生育率降到远低于“更替水平”也是不可取的，会加速老龄化、引起劳动力稀缺等问题。到21世纪，老年人比重增加将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该在疾病预防、医疗以及保险和资金筹措等方面制定战略方针。为了减少农村的贫困，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对贫困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一套相辅相成的措施予以扶持。
考察团强调要保持和发扬原有体制在维护社会公平、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公平教育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以及要预计和及早预防老龄化问题，是很有前瞻眼光的，今天中国遇到的老龄化问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对农村扶贫的建议与当前的精准扶贫也有很大相通之处。
4.考察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各种模型、数据的计算、评估和预测，考察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调动和有效地使用一切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这又主要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能否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要求在三方面协调发展：一是更多利用市场调节来鼓励革新和提高效率；二是加强计划工作，间接和直接经济控制相结合；三是改进和推广社会组织机构和政策，以便在市场调节和间接控制可能引起更大不平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公平分配，从而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三个方面要取得正确的平衡很困难，很多国家改革失败也正是没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因此，中国在克服现有体制弱点的过程中，必须防止丧失现有体制的力量，尤其是调动资源和援助贫困者的能力。这并不会阻止中国向前迈进。这也说明，中国的改革要循序渐进，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试验和评估。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要稳步前进，尽量在实行市场调节时避免采取判断不当的步骤，以免后来又收回成命或进行行政干预，造成不必要的人心浮动。但是，改革的步骤和速度也不一定是很小很慢的。尽管存在造成失误的较大风险，同时实行一整套根本性的改革措施也许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世界银行1984年的考察是一种目标管理模式，即根据目标预测各种变量，提出针对性措施。这种方式能给中国经济计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直接借鉴。在第一次考察报告的基础上，考察团再次提出必须防止丧失现有体制的力量；改革要循序渐进，避免冒进政策引起社会问题而损害改革整体进程；要有一整套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报告尤其提出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在利用市场提高效益、加强计划增强掌控、改进政策保证公平等三方面协调发展，意义深远。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看，这些原则性意见基本把准了改革的问题和实质，符合改革的需要。用现实来映照历史，从今天来看考察团的报告可见，当前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些原则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如何在计划、市场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依然是当前改革的重大课题。考察报告在这些方面至今还能给人以深刻启发。
三、世界银行两次考察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刚从经济混乱和封闭状态中走出来，经济基础差、技术落后、资金匮乏、信息闭塞是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考察，“除满足了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也算破天荒首次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透彻分析。依我看来，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经济思想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序”第35页。）。它使中国不仅获得援助贷款项目，弥补建设和发展资金缺口，而且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发展理念、知识、经验和技术，锻炼培养了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人才，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形象。
（一）为中国获取世界银行贷款和援助奠定基础
以考察团与中方合作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报告为依据，世界银行认为，在规划、设计和实施大项目方面，中国的技术能力强于其他许多借款国，政府部门也愿意学习有助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项目管理方法，中国缺少的是创新能力、成本效益分析、现代化会计准则和管理技术，据此确认中国有资格获得硬贷款和软贷款。正因为有了考察报告的正面评价，1981年中国就获得了第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1984年获得10亿多美元的贷款。
两次考察的良好合作为中国和世界银行长期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90 年代初，世界银行贷款资金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渠道之一。从1993年开始，中国连续五年成为世界银行年度最大贷款国，每年贷款额将近30亿美元，有些年份从世界银行获得的贷款额甚至相当于当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0%以上。在截至2010年的30 年里，中国引进世界银行贷款承诺额累计超过478亿美元，贷款规模在世界银行成员国中位居前列，支持建设了326个项目，几乎覆盖中国所有省区市。（谢旭人：《加强务实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纪念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人民日报》2010年9月8日。）
从投资结构上看，世界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能源、交通等中国国民经济瓶颈部门，而这些部门和领域恰恰是私人资本不愿进入或者不适宜大规模进入的。世界银行不仅是直接资金提供者，还是基础性和战略性资金的重要支持者，并发挥了引导私人资本投向的作用，有助于中国吸引外资流向投资长、收益慢的领域。
（二）为中国改革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高层十分注重外部经验的借鉴学习。世界银行两次考察的报告是中共高层重要的参考资料，在一些重大决策上注重从报告中吸取经验和智慧。
对于世界银行第一次考察报告，主抓对外开放的副总理谷牧就反复研读。在1980年12月的全国第二次进出口工作会议上，谷牧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在中国调查后，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准备在征求我们意见后正式提出。我花了两个晚上仔细看了这份考察报告的摘要。他们对我们的计划、财政、工农业生产、银行、进出口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提出了意见。当然，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搞不清楚，有些莫名其妙的说法，我们提了修改意见。他们接受了。但是关于经济问题，他们有许多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一一列举世界银行报告对中国外贸工作的意见后指出：“他们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特别赞同世界银行将对外贸易看作是80年代中国经济“两个有回旋余地”的问题之一，认为应该利用国际上的有利形势，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好的“回旋余地”，并对世界银行提出的中国要解决外汇短缺问题，使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应当把发展工业制成品出口放在优先地位的观点进行了阐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认为，谷牧这个讲话和相关看法“很好”，并为此作了很长一段批示。 （参见刘向东主编：《对外开放起始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86—93页。）
世界银行撰写好第二次经济考察报告后，专门组织讨论团赴华，同中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沟通、讨论，力图使观点更加准确、成熟。1985年3月7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会见了讨论团，表示：“这两份报告是好的文件，对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将会起到借鉴作用。”（《赵紫阳会见卡劳·斯曼诺古，对世界银行同中国的积极合作表示满意》，《人民日报》1985年3月8日。）10月13日，他又在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时再次表示：“世界银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考察，先后写过两个调查报告，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赵紫阳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人民日报》1985年10月14日。）他在外交场合反复强调两个考察报告的重要作用，说明报告确实给中共高层留下深刻印象。在实际工作中，他也重视对世界银行建议的吸收运用，比如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世界银行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也说，在中国，大量地不断地采用‘不显眼的’技术，比采用非常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缩短同一行业中先进工厂和落后工厂在技术上的差距，比兴建少数最先进的工厂更重要。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量大面广的企业的情况的。” （赵紫阳：《改革科技体制，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日报》1985年3月21日。）据此，他提出在引进适用技术和最新技术之间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原则。
中共高层除亲自学习借鉴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外，还组织重要的政策决策者和智囊，对世界银行考察报告进行认真研究，力图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成功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当中。《人民日报》不仅详细阐述了考察报告的主要观点，在全社会予以广泛宣介，而且披露“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及有关材料”（《世界银行发表经济专家在中国实地考察报告，论述我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和最佳选择方案》，《人民日报》1985年9月21日。）。
关于两次考察及考察报告所产生的影响，世界银行及国外研究者作了较高评估。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双方合作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让中国政府对其研究报告的全面描述感到很惊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双方合作的第二个分析调研项目的影响更大，甚至影响到当时五年计划的部分政策。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官员们被世界银行在第一份经济报告中所描绘的发展蓝图所打动，也惊讶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学会在《世界银行史》中指出，这份报告“成为中国高官的入门读物，对世界银行在中国建立良好声誉有很大帮助”。第二份报告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中国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阅读完后，指示国家体改委着手准备一份包含该报告一些主要建议的新的“五年计划”。 （参见李志军等编译：《国外公共政策评估手册与范本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三）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形成冲击和启发
1980年世界银行考察团的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金融组织第一次对中国经济进行的大规模考察，分析了新中国30年经济建设的成绩和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984年的考察报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因而，这两个报告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们认真阅读和讨论两次考察的主报告和附件，从中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工具和国际发展经验，并在广泛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某些方面的相对优势。比如，世界银行在1980年和1984年的考察报告中，对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状况提出的看法，就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在工作中与世界银行专家有过接触的研究人员，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指出，世界银行报告中在分析38个国家或地区与分析中国的技术进步时所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模型。因此，将其结果进行相互对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秦宝庭等：《再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评价——兼评与世界银行报告有关的评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9年第7期。）又如，1984年考察团的报告提出，解决国有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合适的办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对刚起步的股份制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讨论是新的理论和思想传播、相互启发的重要途径。
（四）培养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经济人才
在世界银行1980年、1984年对中国的考察中，中国相关部门的很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负责接洽和准备工作，一批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一起参与考察、提供背景材料，参与考察报告的撰写和修订。他们在与世界级经济学家的交流对话中，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尤其是近距离观摩了经济学家们如何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考察、经济评估和经济预测中，运用到制定经济政策来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问题。大量计量方式、计量模型的充分运用，给一向偏重定性研究的中国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以新的启发。“当时的这批同志日后都成为骨干力量，继续传帮带，在之后世行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第503页。）。通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对人才培养的意义毋庸置疑，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比如，参与第一次考察的朱镕基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总理，在经济领域解决很多重大难题；赵人伟等人成为著名经济专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参与世界银行的考察，对他们经济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
（五）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形象
中国向世界开放，希望以此获取全世界的低息贷款、科学技术、直接投资、管理经验、先进思想和理念。这种美好意愿的实现必须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同。因此，良好的国际形象、国家信誉很重要。经历长期的封闭状态，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冲击国外驻华机构等严重影响国际形象的事件，在西方某些国家和相关人士眼中，中国的形象是神秘、混乱而不可捉摸的。加上意识形态斗争影响，西方一些国家长期妖魔化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和支持，但重塑国际形象，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偏见和怀疑，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稳定的国策、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是安全的，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权威的国际性经济组织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合作的巨大成功，两次报告客观指出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学习世界先进发展理念的虚心诚恳态度，无疑有助于树立中国改革开放新形象。
世界银行两次考察的潜在作用和溢出效应还不止这些。比如，这两次考察特别是第二次考察的成功合作，为1985年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举行对中国改革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 （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简称“巴山轮会议”。会议对中国如何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影响深远。）创造了条件。又如，世界银行确定在中国的项目后，项目可行性报告、招投标机制、会计审计制度、绩效评估等，都将按照国际通行法则进行。通过这些项目的示范、辐射作用，又影响中国其他项目的开展，形成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国内化，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比如影响全国的“鲁布革效应”。参见《鲁布革冲击》，《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
四、余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内在动力和实践驱动是最根本的推动力量，决策者把握发展潮流和历史机遇，作出历史性重大决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决策者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考虑中国发展问题，根据国内外条件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至为关键。要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找到正确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客观认识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又要科学把握、清醒认识世界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潮流，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平衡点和创新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共派出大量富有经济建设经验的干部外出考察学习。通过这些“探路者”带回的信息，有助于决策层正视中国与世界差距，开阔眼界和思维，在初步把握世界发展脉搏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思路和路径。但是，这种单向度的信息引入是单薄的，对于改革开放大决策、大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走出去”与“请进来”、高层出访和中层考察、政府往来和学术交流等各方面多维度的沟通交流，共同为中国吸收国际经验和智慧搭建了桥梁。解放思想，充分借鉴各种经验，使中国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宏观把握各种改革发展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迅猛而后劲十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深入，国际因素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重视，高层出访和大规模对外考察对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和不断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充分认可。但囿于国内相关资料公开不足，国外资料搜集困难，外部信息主动输入及外部力量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的研究还很薄弱，很多问题模糊不清。这既限制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际因素的研究，也不利于改革和开放内在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功，具有国际性影响和世界性意义。相应地，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成功并非“偶然性事件”，无迹可寻，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站位和科学性内涵。中国改革开放酝酿和决策阶段有意识有计划地保留传统社会主义优势，消化、吸收苏东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成功地融合了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智慧。加深国际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也有助于进一步从世界经验角度考察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可以从理论上、发展源头上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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