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次考察
及影响

〔摘要〕国际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助力。考察和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决策，需要观照到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其中，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世界银行1980年和1984年对中国的两次大规模经济考察，在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发挥了奠基和深化作用。第一次考察建议制定全面协调的改革方案，要重视改革的稳健性，充分发挥旧体制的优势；第二次考察提出要在利用市场提高效益、加强计划增强掌控、改进政策保证公平等三方面协调发展，对中国改革发展思想影响深远。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国际经验

世界银行在1980年、1984年对中国经济的两次考察，对国际经验主动输入中国和国际因素影响中国改革决策而言，具有典型意义。一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经济组织之一，世界银行通过提供贷款和援助，对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专业的经济咨询、调研分析和政策建议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这两次考察是开创性的，在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980年的考察是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进行的第一次整体评估，决定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和基本模式。这次考察的报告也是中国第一份整体经济报告，有利于中国整体把握自己的经济状况，为中国与世界银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1984年的考察是对中国经济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政策咨询考察，使中国更加借重世界银行的智力资源，促进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进一步深化。1985年以后，世界银行更加注重就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关键领域对中国进行调研，提出政策建议。三是这两次考察及形成的报告影响深远，在当时就得到邓小平等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并在外交场合多次表示赞同考察团的意见，明确赞誉其对中国经济战略和经济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考察报告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以及后来相关史料公开不足，目前史学界尚未对两次考察进行专门研究，即使少数亲历者在历史回顾中偶尔提及，也只是一笔带过、言之不详。本文拟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厘清两次考察的来龙去脉，并以这两次考察为中心，探析国际经验特别是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对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以期在世界视野下探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一、1980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考察

争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国际组织以其丰富的人才优势和国际合作经验及相对独立的优势，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扮演重要的沟通角色。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高层就开始酝酿和寻找时机改善和加强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在开放合作的大历史背景下，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随即世界银行来华进行经济考察。

（一）中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为考察奠定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世界银行就一直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认为世界银行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和利益代表，拒绝成为其会员国。另一方面，在现实问题上，当时中国经济相对独立，以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而自豪，对世界银行的支持和援助并无十分迫切的需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后，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思路渐次退出历史舞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要成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走出国内经济发展的困境，改善广大民众生活的水平，都亟须争取国外资金支持和借鉴国际经验。因此，随着思想不断从“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洋为中用”等正确思想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中共党内素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明确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8—399页。）。

随着大量领导人出国访问以及专门派遣的考察代表团回国汇报，中共领导人意识到一个严峻现实摆在面前：要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设想，资金和技术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现实的巨大差距面前，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吸收外资发展经济，逐步在中共领导层达成共识。中国开始对世界银行这个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国际性金融机构表现出浓厚兴趣。

1979年，为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席位及争取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国务院成立由副总理谷牧负责的指导小组。在指导小组领导下，成立以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为团长的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调研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专门考察，了解和研究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经验，并借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的华侨林重庚回国探亲的机会，与其进行座谈。鉴于对资金的渴望，调研团最关心的是如何从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获得软贷款，讨论主要集中在申请软贷款的条件上。林重庚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关键步骤是世界银行要派员对该国进行一次经济考察。申请软贷款的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因此，调研团又与林重庚讨论世界银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序”第27页。）1980年初，调研团向国务院提交关于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程序和安排的报告。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华，磋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1980年4月，麦克纳马拉一行访问中国。中共高层十分重视此次来访，邓小平亲自会见麦克纳马拉和随行的几位副行长。邓小平就国际形势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并借此释放了中国希望加强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强烈意愿：“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1页。）据麦克纳马拉回忆，邓小平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快些，更有效率些；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通过与邓小平的简短会晤，麦克纳马拉坚信中国不仅把世界银行当做一个资金来源，而且会充分利用世界银行席位所带来的所有机会。（ 转引自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序”第28页。）无疑，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两重意思：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银行的帮助和支持；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将有利于世界银行自身及整个世界的发展。这也就点明了双方的契合点和合作意愿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就在当年5月，中国顺利加入世界银行，标志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社会，在对外开放和与世界经济接轨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加强与世界银行合作，引起国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对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态度的转变，出于中共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由于毛泽东晚年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毛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从自给自足的斯大林主义经济转变为更加依赖出口的独立性经济，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为了获得所需要的技术和专家” （江忆恩、肖欢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中国确实存在也并不否认通过与世界银行合作获得资金、技术和经验的动机和目的，但将合作动力完全归结于维护合法性则有失偏颇。中国对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态度转变，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途。经历几十年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历史已经出现拐点，历史合力推动中国改善与世界尤其是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而借助各方面力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主观上，这也是中共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探求新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二）考察的基本情况

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后，中国申请贷款和援助要获得通过，还必须由世界银行进行经济考察并作出赞同决定。双方很快达成协定，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考察。世界银行考察团由一批具有各种知识背景和丰富考察经验的经济专家组成。这既是世界银行对中国业务的高度重视，也是麦克纳马拉对自己承诺的践行。邓小平在4月会见麦克纳马拉时曾指出：“我们很穷，我们同世界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世行帮我们赶上去。”麦克纳马拉当即承诺派出世界银行最杰出的人才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谢世清：《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述评》，《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一个长期保持神秘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对任何国际组织和专家来说，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为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情况，使考察更具成效，考察团做了充分准备。考察团委托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或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如米尔·布鲁斯等撰写有关中国经济背景的文章。考察团还在出访中国前和这些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方面对与世界银行首次亲密接触高度重视，十分珍惜和国际社会沟通学习的机会，相关部门有计划地组织了接待和配合。财政部负责协调安排考察团的全部活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交通部和铁道部、教育部、国家经委、电力部和煤炭部，分别负责和考察团所对应的综合经济组、农业组、交通组、教育组、工业组、能源组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加强世界银行专家和中国专家的交流沟通，使考察更加深入且符合中国实际，除了负责联系部门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和协助考察团外，中国还派出经济专家到各小组和世界银行专家一起工作和考察。 （他们主要有朱镕基（国家经委）、星光（财政部）、郑力（国家计委）、赵人伟（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福林（财政部）等。世界银行考察团和中方商量后，由星光、赵人伟、郑力、朱福林为综合组提供背景资料和文章。）当时，中国的经济统计水平和信息公开程度很低，很多信息被视为国家机密。但要使考察成功开展，就必须打破原有观念，提供相关资料。只有这样，考察团起草的经济报告才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状况，作出对中国有参考价值的判断。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才得以解决。 （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可见，这次考察是国外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大规模整体考察，牵涉范围甚广，没有中共高层的协调支持是无法进行的。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世界银行考察团尽可能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广泛调查考察。考察团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福建、甘肃、广东、新疆、浙江等17个省、自治区。这些地方涵盖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范围和对象兼顾广泛性和代表性。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和考察后的反复讨论，世界银行考察团最终提交了一个主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八个附件。（主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除了摘要和结论外，分为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低、各部门的发展和问题、调整和改革、80年代的前景和选择等六大部分，共129条。八个附件是《统计体系和基本统计资料》《人口、卫生和营养》《农业的发展》《工业的成就和问题》《能源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外贸和外资》。）

从整个考察情况看，世界银行因具有丰富的国际考察经验和庞大的专家队伍，对中国的考察是专业而细致的。特别是他们不仅倚重自己的专家团队，而且重视长期从事本国经济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善于取得中国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官员的支持和配合。这使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具有更高权威性和参考价值，也有助于中共高层和中国政府接受报告内容，从而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三）理论分析和建议

世界银行考察团的报告，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出评判，并重点分析“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调整和改革取得的新成绩和遭遇的新问题，在此基础上探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未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方法，看似过于套路化。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相关统计资料不完备以及当时外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陌生感和隔膜感，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预判，最现实的办法也只能从历史和政策上展开分析，而不能靠某一种或某几种经济模式或公式进行简单套用。同时，对于转折时期的中国而言，要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对于如何看待历史问题，在1980年的中共党内和中国国内有着不同的声音。世界银行从历史问题入手，可谓找到了当时中国改革发展的焦点问题，也找到了和中共高层的契合点。

1.关于中国的基本经济情况

考察团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很明确，即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奠定坚实的重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消灭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这个战略目标受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与国际社会高度隔离两个因素限制，从而加剧了实现工业化和消灭贫困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土地稀少和国际贸易机会有限，使得穷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益有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发展农业和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来减低贫困程度，通过大量投入由中央调动的资源来发展工业化。但这两个途径互相冲突，通过农业积累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势必压缩农业投入和农产品消费。两个途径之间关系的紧张，导致中国经济政策严重不稳定。因此，关于政治标准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以及中央集权程度的争论一直不断。1957年以前，经济标准占据支配地位，中央集权逐步加强。“大跃进”则企图通过政治意志和地方积极性来尽量加速经济发展，但其失败导致中共恢复经济计划和再一次集中化，这种状态不久又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文化大革命”强调平均主义，纯化思想意识而牺牲经济效能。“文化大革命”后的几年，经济标准重新占据支配地位。关键的是，这次恢复计划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相结合进行。

考察团充分阐释了新中国经济30年的曲折和剧烈波动，探寻其发生的深刻原因，实事求是地肯定中国在工业化和消灭贫穷两个目标上取得巨大进展，指出受益于制度在调动积累方面非常有效（以1970年价格计算，1957年至1979年的边际积累率超过40%），在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内积累的情况下保持异常高的投资额，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很快，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占到40%，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虽然贫困问题在一些地区持续存在，但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大。平均消费水平增长缓慢，但过去30年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取得最显著成就，中国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比大多数其他穷国同类人要好得多，教育、医疗和平均寿命方面都有不俗表现。

考察团从目标分析入手，认为中国要快速实现国家强大（主要是工业化）和人民幸福（主要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受制于资源和积累并缺少外在助力，只能内部挖潜。内部挖潜有两个途径：一是减少消费，二是促进生产。前一个途径存在“程度”的问题，如果消费比例过低，必定损害人民生活；后一个途径存在“速度”的问题，如果强调“速度”过快，在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不变的情况下，容易违背客观规律。快速实现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平衡不好，就导致经济大波动。考察团的这种分析模式，虽然忽略了历史、国际、文化等其他复杂因素，但充分呈现了一个落后、封闭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从今天的现实回看1980年考察团的报告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可以看出这种分析为考察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这种分析模式，1980年的中国，制约发展的两大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基本解决，即有了30年建设的积累和实行开放政策以利于寻求外在助力，因此也就有条件和必要进一步讨论如何使改革走向成功。如果考察团不从客观历史条件出发，不从深层次原因进行阐释，而将中国发展问题简单归因于政策失误，或者将问题政治化，归结为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那么考察就将失去其历史价值甚至顺利进行的可能。

2.关于1977年以后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1977年至198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争论激烈的阶段，在改革取向、规模、步骤和进程等方面都有着尖锐的意见纷争。考察团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依靠政治动员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地要靠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虽然调整和改革的确切形式和方向面临各种对立意见和压力，但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需要改变现状。因此，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是面临一个艰难的过渡时期，“一个国家既然已经花了30年的时间采用特殊的手段以求达到特定的目标，那么要走另一条不仅对中国来说是新的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只有少数国家取得成功的道路，就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著，财政部外事财务司组织译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主报告，报告号：3391—CHA），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第9页。）。

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1977年到1980年引起争论。考察团认为，之所以有这种争论，是因为一方面传统体制在调动人力、物力、资源和减轻严重贫穷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在投入转换为产出、协调供求关系等方面效率低下。因此，刚开始中国采取的改革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体制，采取的是允许国营企业保留10%的利润、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城镇个人和集体经济发展等针对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主要弱点的小变革。这些显然还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未来必须慎重考虑价格体系、投资决策、对外贸易、劳动力分配和迁移等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对于因改革使价格逐步放开，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考察团否定了进一步下放大多数商品定价权以及恢复原来的体制，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价格两种极端方法，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进行价格改革都必须逐步进行，因为它对其他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最好的办法是解除管制和结合行政手段的混合变革办法。

对于投资应主要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则调配，还是由国家计划支配，在当时争议很大。考察团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后，企业相应地获得一定的投资决策权，但靠企业留成利润作为投资的主要来源缺点明显，难以满足社会效益需求。在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集中投资，关键是要做好中期计划。

关于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当时是比较敏感的问题。考察团认为，必须承认旧体制使中国最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因此技术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在不同单位之间自由转移的做法应该广泛推广。但是，劳动力分配制度和限制人口迁移的制度，能减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所以，任何变动都应是逐渐、有选择和谨慎地进行。考察团还认为外贸体制变革有助于从进出口迅速增长中获益。因此，应该简化行政手续，改革分配程序，让产销见面。

改革初期的大规模引进、下放权力、大项目盲目上马等加剧了中国经济不平衡，引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也引起改革与调整、计划与市场等不同思想的交锋。考察团指出，经济改革确实使宏观经济调整更加困难：一方面，因为价格控制放松，使得通货膨胀难于抑制；另一方面，因为授予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和资金，难以实现削减投资和改变投资方向。政府已采取的对策是重新加强中央对投资、财政和物价的控制。但实际上，改革和调整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改革了部分经济体制，而没有相应地解决其他方面的弊端引起的。所以，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恰当对策，是要制定一个全面协调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可能只是适度的过渡的改革计划，不一定迅速实行，但各种改革应该步调一致、有序进行。考察团还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革并非简单地牺牲计划来扩大市场作用。如果不对宏观经济可变因素和重大投资进行有效计划的话，会失掉预期可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因此，最根本的是要制定从中期到长期的经济计划。在克服当前困难时，若没有长远眼光，不预计到将来会碰到的障碍，则会造成在向长期目标前进时速度缓慢和彷徨不定。

考察团没有回避中国改革中的争议或敏感问题，并提出独特见解。关于计划体制的优劣及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及应采取慎重态度、城乡二元体制优点及弊端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应该说其预见性得到此后实践发展的印证。比如，80年代末价格闯关失败和带来的严重影响，证明价格改革要慎重的意见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户籍制度虽然受到社会各界尖锐批评但改革依然谨慎，从考察团的意见中或许也能找到一些历史的合理性。

3.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通过一系列分析，考察团得出结论，今后10年，中国政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将受到一系列互相牵制因素的限制，但是在许多方面前景是好的。总体而言，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将会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中国的发展途径也会受到多方面限制，但是政府在两个方面有回旋余地：一是对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分配比例进行选择；二是通过更好的政策和计划、体制改革、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外贸易、借用外资和技术转让来提高效率特别是提高能源、原材料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如能把人民的才智、努力和纪律这一巨大财富同提高各种资源使用效率的一系列政策结合起来，中国就将能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大大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八个专题考察附件外，主考察报告就有129条，在此要详细评述考察团的观点及论证并不现实，但整体而言，世界银行考察团的建议是务实而着眼长远的。其中，三条建议影响深远：一是强调改革的整体推进，建议制定全面协调的改革方案，确保改革方向不变；二是重视改革的稳健性，在涉及就业、价格等问题上强调审慎的态度，以防因政治和社会稳定因素影响改革总体进程；三是一再强调要重视旧体制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旧体制的优势，加强国家对改革进程的掌控。这三条建议对正努力开辟新发展道路的中共高层而言，很有现实针对性和借鉴启发意义。当时中国正面临这些问题，需要作出关键抉择。当然，世界银行考察报告并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但它与其他经验和建议一起，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就能发挥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比如，中国需要制定全面协调的改革方案，确保改革大方向不变，也是布鲁斯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从东欧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当然中国在改革实践中也愈发发现改革不配套所带来的弊端。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不断作出改革规划、设计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这些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总结升华，有些已成为重要的改革经验和智慧，比如将强调改革的稳健性提升为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二、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考察

世界银行和中国成功开启合作后，1984年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考察，就中国到2000年的远景规划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这次考察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重大进展的关键时期进行的，也是中共高层为更好推进改革而主动邀请的，为中国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进行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一）双方的成功合作为第二次考察奠定基础

从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到1983年，世界银行与中国进行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世界银行不仅向中国提供了近10亿美元贷款和援助，而且在提供咨询、培训人员、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给予中国很大帮助，为第二次考察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在1980年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考察后，世界银行通过援助项目等途径对中国做了进一步研究，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集中对企业发展和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不少富有影响的成果 （比如《中国：卫生部门》（1984年报告）、《对最近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发展的综合考察报告》以及对工业财务、农村财务制度、上海的城市发展、农业价格等问题的研究等。）。其中，1982年7月8日至29日，世界银行组织以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锡克、林重庚等七人组成的经济体制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影响最大。7月11日至16日，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为与1984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1984年莫干山会议相区别，一般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或“1982年莫干山会议”。）。世界银行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介绍了苏联、东欧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的情况，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会议对中国是选择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与会者一致认识到，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行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8月10日，薛暮桥等人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上报薄一波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等高层。8月15日、25日，薄一波、万里先后作出批示。薄一波批示：“季立同志：我看了一遍，觉得整理得非常好，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万里批示：“请转告廖季立同志，此件我看了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并发劳动人事部参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大事记（1982—1998）》，2003年，第6—7页。）“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的建议意义非凡，后来这个改革路径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当时正处于改革争论激烈的时期。1982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印发材料指责锡克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会议不仅有意降低规格，而且会议消息没见报，报告和简报也未公开发表，社会上的知晓度不高，但不可否认对中共高层和中国改革影响很大。）。

虽然在1982年、1983年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激烈，经济体制改革一度历经曲折。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难以抑制地朝前发展，改革力量不断积聚。实践发展给体制改革施加了压力，也提供了动力。在不同发展思想相持的时刻，中国更加迫切地需要世界银行提供智力和思想资源以及国际经验借鉴。

1983年5月底，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 1981年7月克劳森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曾与中国有着良好合作，在1979年至1981年作为美洲银行行长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李先念、姚依林等会谈。）访华，中共高层不仅高度赞扬了第一次考察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主动邀请世界银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5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克劳森时明确表示：“世界银行的贷款和有关中国经济的调查报告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姚依林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人民日报》1983年5月26日。）26日，邓小平会见克劳森时指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不光是国内政策，还有对外开放政策。要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世界银行可以在资金、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给予帮助。”邓小平明确提出，希望世界银行对中国给予帮助不限于资金，还包括技术和经济管理。当天，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会见克劳森时提出：“世界银行在向中国提供贷款和咨询、为中国培训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合作项目效果也很好。欢迎世界银行准备再次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并写出第二个调查报告。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将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提供资金很重要，但是为它们培训人才，对它们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也相当重要”。（《邓小平赵紫阳分别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人民日报》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直接提出了第二次考察的议题以及世界银行政策咨询的重要意义。对于这段历史和合作背景，克劳森表示：“本报告总结的这项研究，最初的设想可以追溯到1983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北京，我有机会同邓小平主任和赵紫阳总理会晤。在同他们以及其他卓越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发展方面的看法以及长期目标，获得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曾谈到要把中国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2000年提高到800美元的全国性目标；我们也曾探讨中国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以及在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在北京的讨论中，我们赞同由世界银行就中国在未来20年中所可能面临的有关发展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一项研究。这一研究尤其要参照国际经验，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加以分析。”（ 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序”。）

（二）考察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考察的成功经验和此后广泛的合作，使1984年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驾轻就熟。他们依然派出强大的研究团队，很多专家是第一次考察的重要成员。第二次考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二三月间考察了四周，第二个阶段是四五月间考察了五周。与第一次撒网式考察20余个省市区不一样，这次考察选择有代表性的省市做详细调研。除北京外，只考察了三个省份：收入较高的沿海省份江苏、收入中等的内陆省份湖北以及收入较低的西北省份甘肃。

因为有第一次考察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各相关中央部门、机构以及四省市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向考察团提供了大量资料、意见和建议。这些单位主要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农牧渔业部、煤炭部、交通部、教育部、对外贸易部、劳动人事部、石油工业部、铁道部、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水利电力部、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还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

与第一次考察一样，为确保考察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考察团充分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米尔·布鲁斯、罗伯特·德来斯代尔等人或提出宝贵意见，或参加背景材料和附件撰写。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使考察更加切实可行和少走弯路，考察团组织专家撰写《农村非农业发展问题：亚洲地区的经验和中国的前景》《城市化问题：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等九篇背景文章作为参考材料。考察团考察的最终成果为一个主报告和六个附件。 （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除提要和重点外，包括增长和变化、说明性预测、农业的前景和政策、能源发展问题、布局问题、国际经济战略、工业技术的管理、人力资源的开发、筹集资金、发展管理等十个部分。六个附件分别为《教育问题和前景》《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农业》《能源问题》《模型和预测》《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运输问题》。）

从整体来看，1984年的考察相对于1980年而言，在考察程序上基本一致，但根据考察目的和内容的变化，在考察方式和考察对象上进行了调整。最大的特点是第二次考察的合作基础更好。尝到了第一次考察的“甜头”，又经历四年改革开放洗礼，参与考察的中方工作人员思想更加开放，少了1980年的疑虑和拘谨。对于世界银行而言，有了更多与中国合作的经验，相关专家此前已对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重点考察，并和中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和现实感更强，已不再停留于历史评价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