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相日内瓦——新中国首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纪事

1954年4月，新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走向日内瓦万国宫，参加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1954年5月，东方阵营4代表，左起：南日、莫洛托夫、周恩来、范文同。

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十年，但战争的阴霾并未走远。东北亚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交战各方虽然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并未宣告战争结束；东南亚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了8年，仍没有停战的迹象。一南一北两个战场虽然都是局部冲突，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演变为更为激烈的国际冲突。

此时，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运用超高的政治智慧，力挽狂澜，几次将几乎谈崩的各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旁。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新中国也完成了以五大国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

“五大国”

1954年1月下旬，正在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毛泽东，接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苏联政府通告中方，正在柏林召开的“四大国外长会议”拟举行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如何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问题。苏方希望中国能派遣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将近10年，但是世界局势依然动荡不安。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虽然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在许多问题上双方存在很大分歧，战火随时都有可能重燃。

在东南亚，随着二战结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发起了反抗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印度支那战争”。新中国虽然没有像“抗美援朝”那样直接向越南派出“志愿军”，但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军事顾问团，一直在帮助越南人民军调兵遣将，协助战场指挥。据《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一书记载，自1950年至1954年，“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的。”至1954年，“第一次印支战争”已经打了8年，而且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亟须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国内的经济建设，但此时一南一北两个战场，严重拖累了新中国的经济。据战史学家统计，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达36.6万人，消耗物资560万吨，其中消耗弹药达25万吨。中共中央一直在寻求着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路径。

此时，一直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忽然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了。苏联新一届领导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开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斯大林逝世后的短短几个月，马林科夫就发表讲话，主张两个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苏联外交政策调整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促成了朝鲜停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后来回忆，当他被重新启用回到外交部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

1953年7月，朝鲜战争虽然经多方努力停下来了，但是仍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两个月后，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提出，举行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缓和朝鲜和印度支那紧张局势的问题。

早已被印度支那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法国，第一个举双手表示赞同。众所周知，法国在二战中受到重创。战后，法国国力尚未恢复就又卷入到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国国内早已民怨沸腾。不过，考虑到法国在非洲尚有许多殖民地，如果印度支那三国闹独立成功，恐怕非洲的“多米诺骨牌”也要倒下。为了能维系殖民统治，法国只能硬着头皮把战争坚持下去。可是到了1954年，战争已经打了8年，而且法国毫无优势可言，法国政府急于寻求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路径。

收到苏联的建议后，法国外长皮杜尔立即表示：“法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复和平，因此法国毫不犹豫地宣布，从现在起，法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联邦共和国（即越、老、柬）一道通过协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

二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因此英国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重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雄风。另一方面，英国认为将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放到五大国会议上来谈判，比直接拿到联合国讨论要方便得多。不过，英国外相艾登认为，“五大国会议”能不能顺利开成，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可是，当时的美国强烈反对将中国视为五大国之一，也不愿意参加“五大国会议”。美国认为，一旦出席会议，就意味着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然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在英法两个盟国的共同施压下，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2月6日，杜勒斯发表声明说，只要中国愿意解决亚洲问题，美国也愿意出席“五大国会议”，不过这不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不管心里多么不情愿，美国还是无法否认，新生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收到苏联发出的参会邀请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致认为，日内瓦会议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席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对于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很有帮助。如果会上谈得好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即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了新中国的主张。

3月初，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会前风云

由于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因此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特意嘱咐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一定要选派各方面的专家加入代表团。从后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阵容看，中国代表团的确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人才。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钱江为撰写《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采访了许多曾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当事人。钱江说，那时许多前辈还健在，他们不但讲述许多生动的细节，而且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档案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大部分老人都已作古，钱江保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更显珍贵。

钱江记得，谈到代表团成员时，曾担任过代表团越南语翻译的张翼感慨地说：“这个代表团真是人才济济，我一看翻译人员就知道。”

出任代表团英语翻译的是日后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大放异彩的冀朝铸。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冀朝铸在美国读完中小学，并考入哈佛大学。他在哈佛读了两年后，朝鲜战争一爆发便回了国。回国后，冀朝铸因精湛的英语水平被任命为“板门店谈判”的英语速记员。1954年，他被吸纳进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

代表团的俄语翻译是一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俄语翻译的师哲。

越南语翻译张翼，是一位老资格中共党员，他出生在越南，且有“越南通”之称。从1950年起，他就担任中央领导与胡志明的翻译。在研究越南问题时，周恩来总是愿意听听张翼的意见。

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恩来看到这个精英荟萃的代表团名单非常满意，他自豪地说：“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

除了选配高质量的代表团成员，更重要的是在会议之前统一思想，共同进退。4月1日，周恩来、胡志明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磋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

据师哲回忆，在碰头会上，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但不要抱过高希望。结局很难预料，但我们仍然重视这次会议，因为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就不寻常，就是一种胜利……”

与赫鲁晓夫的悲观态度相比，中越两国领导人显然要积极许多。周恩来认为，假如我们能利用这次机会，阐明立场原则，并对一些问题做出解释澄清，很可能取得更大收获。

出席日内瓦会议前，越南代表团也制定了几个具体的方案。

其一，“就地停火”。这个办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越法双方力量犬牙交错，而且越方控制区一没大城市，二没港口，三没有完整的工业设施，只能希望通过全民选举来弥补这些不利因素。

第二个方案是采取朝鲜停战的方式南北划界而治，难点在于这条线划在哪里为宜？当时越南方面倾向于以北纬15度线为界，即“15度线方案”。不过，这样一来越南三分之二领土都掌握在“越盟”手里，对方能善罢甘休吗？果然，日内瓦会议上，双方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划界”问题，不过这是后话。

经过几天磋商，中、苏、越三国的意见基本一致——争取一个有利的南北停火线，力争和平解决印支问题。

与中、苏、越一方步调一致相比，英、法、美一方却各有一套“小九九”。美国从一开始就对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不抱诚意。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召开日内瓦会议其实是为了给法国人调兵遣将争取时间。美国鹰派人物甚至主张，一旦法国失败，美军就调动空中力量轰炸越南。

法国虽然希望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希望美国直接参战。因为美国一旦染指印度支那，这里便再也没有法国的一席之地了。法国人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最好能够“光荣停战”，保全法兰西的颜面。

英国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印支问题。二战结束不久，创伤尚未愈合，英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卷入到另外一场战争中，而且一旦战事扩大，英国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

鉴于英法两个盟友都强烈反对武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也不得不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不过，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始终对和平缺乏诚意。

敌对情绪

1954年4月24日下午3点，一架“伊尔14”专机降落在日内瓦机场。周恩来第一个走出机舱。他身穿黑色西服，向前来迎接的人们举手致意，引起在场的各国记者一阵骚动。来自美国的摄影记者更大声呼叫：“周先生，走近点，朝我这里看！”

黑色风衣、黑色礼帽、黑色皮鞋，单手插兜，潇洒地走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在日内瓦留下了一生中最经典的一组照片，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

由于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因此出发前外交部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给代表团成员做了样式统一的黑色西服、黑色风衣，甚至连皮箱也是一模一样的黑色。

200多中国代表团成员身着统一的黑色西服，浩浩荡荡地走在日内瓦街头。没想到，许多日内瓦市民对他们脱帽行礼。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瑞士只有牧师才穿一身黑。

几十年后，代表团成员、曾任张闻天秘书的李汇川对来访的钱江说：“回想起来，那时有些事做得不算高明……到了旅店，按说外交官的行李箱应该由饭店侍应生提上楼，可是我们就不，一定要坚持自己拿箱子，就是不放手，生怕有人给箱子里放进什么东西，结果自己提着箱子上了楼，惹得饭店里的人们看了很奇怪。”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当侍者将早餐送到年轻的代表团成员刘家杰房间时，满脑子“无产者天下一家”的刘家杰热情地招呼侍者坐下来跟他一起吃。侍者不明就里，吓得双手乱摆，落荒而逃。

为了保障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随行人员甚至还有一名“化验员”，他从国内带来许多小白鼠，用以检验食品安全。

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很不满意。他批评说，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到日内瓦来了？我就不信，你到街上买吃的，就有人在里面下毒要毒死你。后来，化验了几顿饭菜后，这种检验渐渐停止了。

对于第一次出席重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而言，过度谨慎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冷战双方剑拔弩张，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多留点心还是必要的。

周恩来等人刚刚住进驻地“万花岭别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前来拜访。莫洛托夫嘱咐周恩来，要当心别墅里被人安装窃听装置，最好不要在室内谈论机密话题。后来，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总是在别墅前的草坪上商量要事。

4月26日早上，日内瓦会议如期开幕。窗外虽然阳光灿烂，但会场却阴云密布，两个阵营的人敌对情绪十分严重。

会议开始前，杜勒斯便明确表示，自己的席位不能和周恩来挨着。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席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美国和中国也不会挨着，但杜勒斯仍然不满意，他要求自己的席位不与任何东方阵营国家相邻，最好让南朝鲜代表排在美国旁边。

会议在万国宫“西班牙厅”开幕，座位被排列成圆环状。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每个代表一个桌子，谁跟谁也不挨着。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可是双方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相差太远，基本上没有对话的可能，会场很快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和拖延中。

对抗情绪甚至从会场蔓延至场外，坊间流传甚广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桥段，就发生在此时。

据美国代表团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回忆：“那天（1954年4月27日）杜勒斯走进万国宫的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瞥了一眼旁边那些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

这一说法不但在中国流传甚广，甚至在美国也广为人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一边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情节，虽然极具戏剧性，但是经过深入研究后钱江认为，这个“拒绝握手”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虚乌有。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反共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后来，钱江又就“握手”问题采访了代表团成员李慎之。李慎之也表示，没有在现场看到传说中的“握手”。

钱江对记者说：“参观过万国宫的人都知道，会议厅是圆形的，有很多出口，与会代表各走各的门，各有各的休息区，基本上不会碰到一起。这种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外交上的尴尬场面。”

“握手被拒”虽然是个讹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内瓦会议刚开始时，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