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4】

四、正确认识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对推动中共建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也积极影响了当时的进步青年，《评中西文化观》的畅销及再版发行证实了这一点。正确认识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审视，这有助于我们管窥中共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努力。

（一）中共早期文化事业的拓荒者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分化出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流派，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理论风貌，并形成对立与交锋之态。杨明斋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依据马克思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时也得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的精力主要“转移到更加急迫的现实政治问题”（寇清杰：《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文化观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对东西文化论战的直接参与有所减少，而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也缺乏具体的思想针对性，杨明斋无疑是同时代中共党人对文化问题系统地作出立足于唯物史观研究的先行者。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时，杨明斋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史资料，并阐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如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引用了《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来说明“中国早就有类似辩证法的观察事物之自然的说法”，并指出两者对“事物之全体性观察所得都是一样的”（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6页。）。可见，中国哲学对他接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潜在的影响；他在对西方历史文化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根源，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可知西方历史及文化是其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道底色；而多年的工读经历又为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烙上了浓厚的平民色彩。这三者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发生了视域融合，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对现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仍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共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今发展应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提升和促进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同时，它自身也能够从中汲取精华和优势互补，推动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次，中国文化应重视平民文化的发展。杨明斋强调文化是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的方式，并积极肯定了平民在创造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平民文化是平民自己的内在性文化，能帮助并引导平民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和现在市场经济倡导个体独立平等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而平民文化健康良性的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提升。再次，文化的发展应立足于世界，开阔视野。杨明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应该“比较”“采择”，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今的文化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既要深入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也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理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建构。

（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路径

日本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最有影响的路径，中共早期核心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是从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国内宣传与传播。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也加速了苏俄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路径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路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苏俄路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最晚的然而也是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页。），这说明了苏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性和广泛性，更没有引发实际的社会革命。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仍极为有限，一开始尚未作出明确的抉择，如李大钊在最初介绍苏俄模式和西欧模式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时，并未将两者对立，甚至对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持赞许态度，认为英国“沉默”与“调和”的革命，“能在风平浪静的中间，完成了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了”（《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页。）；甚至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就曾提议“应先派人到俄、德国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要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社会党的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可见，中共党人最终选择走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无疑俄共（布）派来的代表团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杨明斋作为代表团中一员，在俄学习和工作多年，加上他曾多次参与苏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受主要来源于苏俄，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来看也基本来源于列宁主义，如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和政党建设问题，且特别强调政治；在群众史观上，列宁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在杨明斋所理解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如杨明斋强调政治，认为政治和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工具；在经济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认为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性；主张理论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普通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中国政治改造的前途在于民众运动，以及落后国家通过“中间环节”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都是以列宁主义为直接思想源头的。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杨明斋通过编译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苏俄革命经验，输送大批青年到苏俄学习，并积极推动建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发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以苏俄路径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于在“五四”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选择苏俄道路，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杨明斋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囿于历史和自身理论素养的局限性，以及长年的工读经历，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苏俄色彩，如片面强调普通民众的力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功能，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且“印上了时代的印记”（李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另外，他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意译，很多理解不够深入，也不准确，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社会改造的具体途径等关键性问题没有提及或阐述得很不明确，在引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分析帝国主义本质时，只是有选择地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粗浅的介绍，且其表述也存在词不达意的情况。总的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缺少系统性，缺乏学理上的深刻认知和建树，很多理解还只是初步的，仅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上。特别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紧迫形势，杨明斋也没能将其理论有效地运用于革命实践，使得其理论阐发在当时发挥的积极影响也很有限。但杨明斋的很多理论认知和阐述在当代仍具有镜鉴性意义，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