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2】

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后，周荣鑫在8月23—30日在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当时周荣鑫并不想把目标搞得太大，先一步步地酝酿。因此这次座谈会时间并不长，规模很小，4个市各有1名局长参加，北京市是李晨参加，其他的记不清了。周荣鑫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七二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周荣鑫说完后，让我把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上的发言讲了一遍。我没有从头到尾参加这个座谈会，据说大家还谈得比较深，只是个别人的发言同会议不大协调。到了9月15—23日，教育部又在江苏无锡召开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周荣鑫委托分管高教工作的姚力主持。会议传达讨论了周荣鑫的讲话，研究了城市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两次座谈会前后，周荣鑫还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讲话，这些讲话，曾被人们以手抄的方式在教育界广为流传。大家都很高兴，感到教育有了希望。据说，有一次邓小平在机场看见周荣鑫，对周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这是对周荣鑫整顿教育的巨大支持。但是斗争也很激烈，有一次周荣鑫到航空学院讲话，紧接着就有人被派去“消毒”。从当时的情况看，周荣鑫的讲话在教育界确实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除了对部内的思想整顿、召开小型座谈会和在一些场合发表讲话外，周荣鑫还亲自抓《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刊物的清样我们都送给他和李琦审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但过正毕竟不是正，不能把过正看作是正。”为了在舆论上给教育整顿开路，我们按照周荣鑫的意图精心组织了《通讯》第8期和第10期的两篇评论稿子。第8期的评论《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是约请北京市教育局韩作黎组织人写的，其中有一段专门讲文化学习的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普通，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可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禁区啊，要偷吃禁果那还了得！紧接着周荣鑫又亲自出题目，要求发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这就有了后来的《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下面谈谈《通讯》第10期的评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说到这篇评论，很有意思。当时这篇评论最初打算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论述，后来经反复研究，考虑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情况，既要对斗争有利，又要有权威性，最后决定尽量引用毛主席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话，都用黑体字排出，这样既有助于理直气壮地强化整顿教育的观点，又可作为“挡箭牌”，使“四人帮”和迟群之流“哑巴吃黄连”。因为《纪要》是在1970年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当时在《纪要》中也谈到一些文化学习方面的内容，利用这些话来立论立据，在复杂的斗争中比较有力，也比较有利。对“四人帮”和迟群之流来说，也颇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处。

根据我的了解和认识，当时周荣鑫的苦心是要抓学生读书的问题，这是个中心问题。邓小平要周荣鑫发表演说，提出的是这个问题，全国多少做父母的最焦虑的是这个问题，一切关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国家未来命运的人对教育整顿最期待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文化革命居然革到不要文化，不要学生读书，受命当教育部长的周荣鑫怎能不心急如焚啊！

周荣鑫深深知道，要进行教育整顿，必须推倒压在教育战线上的两座大山，这就是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并进行了酝酿。这个情况知道的人很少。大约是在1975年7、8月份，周荣鑫找了几个人，在小范围内酝酿了一段时间，并准备向中央起草一个旨在推翻“两个估计”的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报告。

“两个估计”是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形成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的，即：解放后十七年教育工作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当时酝酿推翻“两个估计”，周荣鑫、李琦和我等几个同志在场。这个问题是周荣鑫提出的，先后商议过几次。当准备动手写的时候，我们把《纪要》的原件找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大难题：《纪要》不仅经过毛主席圈阅，而且是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两个估计”又是《纪要》中最关键的部分，在当时要推翻它不但不可能，弄得不好还会引来严重的后果。几经商量无良策，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后来，周荣鑫改变了策略，认为《纪要》里头也有对我们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我们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打出贯彻《纪要》的旗号，在整顿教育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面提到的《通讯》第10期评论文章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要在全国范围内整顿教育，需向中央和国务院写报告，争取中央能转发下去。于是周荣鑫提出了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问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教育界的状况。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就已经先搞了一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为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并由我负责起草工作。经过讨论，确定把《汇报提纲》立论的基点放在“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面前”这个命题上，即把毛主席1957年曾经提出的“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这段论述，作为《汇报提纲》的旗帜，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第一稿写得直接干脆，比较尖锐，文字也较长。10月8日，在第一次研究《汇报提纲》时，周荣鑫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搞四个现代化。”“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

到了第二稿的时候，《提纲》主要从正面阐述了4个关系问题：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教师和学生。一方面既全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敢搞业务的倾向、学校不坚持以学为主的倾向、轻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不敢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倾向。《提纲》还专门谈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此外，还汇报了高等院校下放后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二稿起草后，周荣鑫说，稍微搁一下。此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送交中央，听周荣鑫讲，科学院方面也修改了好几稿，最后一稿是尽量地引用马恩列和毛主席的话来立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