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出台的前前后后【3】

过了不久，周又对我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要加强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估计周的这个考虑，同刘冰等人的信和当时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4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说，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教育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严重等。两个月后，刘冰又再次上书毛主席，继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假左真右；和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刘冰的这封信是经李琦、胡乔木送上去的。当时周荣鑫对此比较乐观，但后来情况却起了变化，毛主席亲批这封信的矛头对着他的，同时迟群的亲信林均万（原在科教组，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写信诬告周荣鑫，为迟群辩护。估计是在这种情形势下，周荣鑫嘱我增加“阶级斗争”的论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讲请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后来的情形是这样的：毛主席看了刘冰等人的上书和林均万的诬告信后作了批示，“四人帮”即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指为诬告信，借机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3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的信展开“辩论”。就在《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送到周荣鑫手上以后几天，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便贴出了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

这时，周荣鑫、李琦都“靠边站”了，薛玉珊从清华大学迟群那里回到教育部，任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迟群是组长），控制了教育部。紧接着，他把教育部的人拉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当时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攻击《教育革命通讯》8月和10月刊登的两篇评论，诬蔑周荣鑫在教育战线刮“右倾翻案风”，随即从批周荣鑫上挂到邓小平，对邓小平公开进行点名攻击。

当时《汇报提纲》第三稿（即11月10日稿）虽然已经送到周荣鑫的手中，但还没有上报国务院和党中央。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时候，薛玉珊专门把我叫到一边，责令我交出两样东西：一是《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二是我在司局级干部学习班的发言稿，并要我交代周荣鑫是怎样向我布置的和向我讲过一些什么。

薛玉珊原来是军宣队的人，留在科教组的。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后，他回到部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又到了清华大学迟群那里。除了他向我要《汇报提纲》和原稿、修改稿外，周宏宝也问过我关于《汇报提纲》的情况。我对他们说：稿子是我起草的，还未经周荣鑫修改审定，不好说是周本人的东西，也不好说都代表他的看法，《汇报提纲》稿中的错误只能由我负责。《提纲》的底稿很乱，我没有保留下来。我还对周宏宝说：当时你在教育部，许多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周宏宝默然，没有再说什么。至于我的那份发言稿，在薛玉珊规定的限期内我照原来所讲的底稿未加改动抄出来上交了（薛玉珊曾指令大批判组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肃清流毒）。

过了大半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在这一两天内，我看到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刚下发给所属各单位的一份组织批判《汇报提纲》的文件，后附《汇报提纲》（11月10日稿）。文件中有张春桥批示的一段话，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是“第四株大毒草”，要组织批判。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给张春桥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问题的请示报告送得太晚了，对此，张春桥大为恼火，在批语中还斥责了一番，说错过了同前“三株大毒草”一起批判的良机。当时，我笑了，“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你们还批什么啊！那几天，薛玉珊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电话找迟群、谢静宜联系，哪里还能联系得上呢？

周荣鑫1975年任教育部长，虽然不到一年，但他跟随邓小平励志整顿教育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决心是很大的，从整顿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思想开始，到最后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希望能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工作的整顿，整个工作的脉络也是相当清晰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周荣鑫整顿教育的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于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四人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不停地追查，1976年4月12日上午，周荣鑫昏厥在自己办公室的追查会上，当晚就去世了），时年59岁。（周荣鑫去世后，薛玉珊等人集中力量追查和迫害李琦，被重点追查的还有办公厅的张文惠和盛丽华，并商定了一个下一步清查和批判的名单。）而周荣鑫主持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由于既未上报下发，“四人帮”也没有来得及批判，加以当初在起草时知道的人很少，看过的人更少，时过20多年，几乎已经湮没无闻。最近，幸得教育部从周荣鑫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当年送给他最后审定的《汇报提纲》原件，才使这件珍贵的教育史料重见天日，让人们得以从中了解这段令人扼腕的曲折的历史。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