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3】

六、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有“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往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话语，这实际上是对李大钊的批评，也是李为二届中央委员的证明

以上引陈独秀的话，说这实际上是对李大钊的批评，似乎还不能使读者看出头绪。因此，需要对引语加以扩充，以看出其来龙去脉。陈独秀说：“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一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才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指二七大罢工——引者注）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6}实际上，陈独秀的这段话，都与李大钊有关。陈独秀说的“交通系”，长期把持中国铁路、金融、财政大权，出卖国家主权，并结党营私，网罗国会议员，在政界具有相当实力。邓中夏说：“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专科学校的同学、时任吴佩孚顾问的白坚武接洽“联吴”事宜。10月9日，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再次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10月11日，陪同张继离洛阳，吴佩孚、白坚武等到车站送行。因此，陈独秀所说的“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就是西湖会议后李大钊与吴佩孚有过来往。如果李大钊未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而只是一名普通党员，陈独秀断不会在三大上对他进行不点名的公开批评。说到这里，应该提到，1989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周承恩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材料可以证明蔡、瞿的说法比较可靠。这就是《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虽非中文原件，但它是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文献。陈独秀在这个报告的最后，曾对二届中央委员个人‘提出批评意见’。其中除提到陈本人和张国焘外，还提到了‘邓同志’，从下面的批评内容看，很明显是指的邓中夏，而对李大钊则无一字提到。这可以作为二届中委有邓无李的一个有力旁证。”{18}周先生在上面说“蔡、瞿的说法可靠，指的是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中，谈到二届中委中没有李大钊{19}，以及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中，也提到二届中委中没有李大钊{20}。其实，蔡、瞿二人的说法，终究不是原始文献，其准确性还是要通过其他资料的印证。对这个问题此处就不多说了。只说“对李大钊则无一字提到”批评的问题。上述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实际上是提到了对李大钊的批评，这可以作为二届中委中有李大钊的一个有力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