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

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年9月撰写的《李大钊烈士碑文》。《碑文》中说：李大钊“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2002年9月，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公开出版，书中说：在二大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①这就是说，李大钊在二大上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种对同一问题、两个结论并存的现象，会使引用此资料者感到无所适从，哪个正确呢？故此，应统一口径为宜。笔者认为，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但不是在二大当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认为李大钊在二大上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正确的，但该书并未说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承认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解释不了下列四个问题：一是他既然不是中央委员，何以在西湖会议解决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时，中央不让他退席。二是他在西湖会议结束后不久，何以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该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中央领导人要以个人名义率先加入国民党）。三是他何以能在1922年10月代表中共中央，为陈独秀签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命书。四是陈独秀何以在中共三大上，批评“中央委员会（这里实际上是指李大钊，详见下述——引者注）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②笔者认为，李大钊是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的，考证如下：

一、西湖会议的出席者陈独秀、张国焘回忆，在该会上李大钊是中央委员

1929年底，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讲到西湖会议上，参加人有“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③这里，陈独秀还将李大钊列在了首位，这说明，李大钊是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即高君宇——引者注）和我共七人。”④张国焘在这里把李大钊排在第二位，这也说明李大钊是二届中央委员。

二、西湖会议的出席（参加）者陈独秀、蔡和森、马林提到，在该会上有过进行人事变动的动议，应以最早提到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领导人的马林说法为依据

陈独秀在三大作的报告中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⑤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党史报告中说：“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⑥从他们两人的话中，我们得不出在西湖会议上，是否增加了两名中央委员。陈独秀说“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蔡和森只是说“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而没有提到与会中央委员是否讨论、决定了这个问题。如果说陈、蔡的上述言语讲得不太明确的话，那么，马林下面的记载，则比较明确，可以看出结果。1922年7月24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委任书，从莫斯科起程赴华，于8月12日到达北京。尔后赴上海，开始履行上述两个机构派他担任驻中国南方代表的职责。很快，他写了一份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至9月7日），马林这份工作记录的下限（1922年9月7日），距西湖会议闭幕仅有8天，且各项议程是他拟定的。因此，可信度极高，极具权威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工作记录，由于是马林自己所用，并非是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报告，所以主要写的是各种活动的要点，行文多有不连贯、不直接说明之处。工作记录的“8月12日至9月1日”条文中说：“张太雷与陈独秀和邓[中夏]会谈后决定，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⑦该条之后是“8月26日”条。这说明，“8月12日至9月1日”这个段落开头这句话，说的是8月12日至8月25日间的事。笔者分析，这句话说的是，在召开西湖会议前夕，马林提议拟增加李大钊为中央委员。为此，他让张太雷（时任马林的翻译）向陈独秀、邓中夏进行“吹风”。有的同志可能会说，这里的“增加李大钊”是增加开会名额，让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而不是增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看了接下来的在“8月28日至8月30日：杭州会议”那段中说的“扩大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人事变更”⑧的话语，可知上述认为是不正确的，可以说，上述3则引语说的就是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被增选为二届中央委员。“邀请北京参加会议。增加李大钊。”其实就是让李大钊参加选他为中央委员的同义语。如果有同志还认为，仅凭马林的这个记载，不符合充足理由律，那么，以下5点事实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