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中国共产党改革观的历史演进【3】

三、改革方法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密不可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均有丰富的思想，这其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内容，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总的看来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的积累而日益自觉、明确和系统化。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面对的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信马由缰。回看历史，他在改革方法论方面实际上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内容。

首先，把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大胆试与稳步推进、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综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讲得最多的话是“胆子要大”“敢于试验”“不要怕冒险”，“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新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改革了”，等等。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地鼓励大胆试大胆闯，是因为当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思想僵化十分严重，不打破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便寸步难行。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提醒人们注意改革“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换言之，敢闯敢干不等于蛮干，要把解放思想和理性冷静结合起来，把决心坚定和稳步推进结合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1]。

其次，把鼓励先行先试和“不争论”、“允许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之初，既缺乏经验，思想僵化又较为严重，因而邓小平采取鼓励式改革，而非一刀切或大呼隆式的运动改革。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无论是经济特区和农村家庭经营还是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均是如此，改革既然“是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2]允许有不同意见，但不能搞无谓争论。由于思想僵化，改革的进行经常伴随着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邓小平更多鼓励通过改革实践“拿事实说话”，不止一次地论及“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一个试验，先诉诸局部试验，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以点带面，渐进式拓展。但是，改革一定要有紧迫感，一定要先动起来，有先行先试者。邓小平反思此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目睹当时资本主义的发达，不断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鼓励“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而局部试验、渐进式改革则保留了中央决策者的纠错能力，避免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次，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改革结合起来。鉴于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鼓励各种改革试验。农村家庭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模式等等，都是地方和群众的创造。各种局部性试验为形成全局性政策提供了经验基础，改革的实践为自身开辟着道路。应该说，这也是邓小平走群众路线的改革方式，他多次提到群众探索与基层创造带来改革奇迹，“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并非鼓励蛮干或一哄而起地搞改革，而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对于一些综合性的深层次改革，邓小平强调一定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例如，80年代后期，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之际，他便强调“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等等。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继承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基础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方法论方面亦有新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辩证认识方面。改革涉及利益调整，自然会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出于改革大局和长远考虑，邓小平强调，“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等等，由此可见“稳定”在邓小平那里的刚性要求程度[5]。从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出发，根据新的形势，总结相关经验，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保持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握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6]

进入新世纪后，改革经验愈来愈丰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关联性、深刻性日趋显现。胡锦涛在继承并不断重申邓小平、江泽民有关改革方法论的同时，开始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要求“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相协调，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7] 。

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从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特点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出发，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改革开放方法论方面形成了系统思想，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大关系的认识上。

首先，正确处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中国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和重中之重，之后是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陆续跟进。及至党的十八大，改革已经形成全面综合、共存共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是时代使然。就此，习近平讲得比较多。他经常论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领域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可行性研究，指出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但他也不止一次地特别指出，加强顶层设计不是不要“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初期的特殊作用和当年邓小平的提倡，在中国广为人知并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历史与政治意义。习近平给予“摸着石头过河”以高度的历史评价，认为没有这一思想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就走不到今天。同时，他又给予其创新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释，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原理，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中仍具有“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意义。总的来看，对“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富有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的阐释在过去是没有过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8]

其次，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全面协同配合中推进。如果说顶层设计重在方案的统筹谋划，那么整体推进则重在改革落实、具体举措和效果方面的协同，即形成改革合力，“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9]。当然，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10]。

再次，正确处理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想，大胆闯大胆试，同时步子要稳妥，是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在继承这一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又作出富有新时代内涵的阐发，因为经过多年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以说，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部门、地区与群体利益的复杂格局，使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毫不逊色于改革开放初期。在习近平看来，搞改革不可能四平八稳、没有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还是要大胆干；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他明确指出：“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1]换言之，胆子大不是蛮干，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通过不断努力逐步达到目标，积小胜为大胜。

最后，以问题为导向，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结合起来。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特点，也是重要的方法论，这同样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他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行思考，找出答案；要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无论是顶层设计、目标导向还是重要领域和环节的改革，都要加强党的领导；与此同时，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12]在他看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13]。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统一起来。习近平的这一方法论，既是其经常讲的“以人民为中心”和“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内容丰富，以上概括仅是从言说篇幅长、频率高、创新性强等三个维度进行的初步梳理。实际上，习近平的有关讲话还论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以及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高屋建瓴且富时代特色。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拓展，习近平的改革方法论一定会与时俱进，更为丰富、深刻、系统和全面。

回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改革观的历史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的奠基和开创作用，他提供了大纲、原则和方向；之后的领导人不断丰富其内容，写成文章，绘就蓝图，加以细化、深化、系统化；及至习近平，则在已有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创新发展，集于大成。回顾40年的改革观，既有一以贯之的灵魂、原则和精神——实现现代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又有法与时变的创新和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的接力思索和阐释中，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观指导和推动着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入。

（本文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