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中国共产党改革观的历史演进
2019年03月26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换言之， 4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探索和思考从未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基石、核心，而是始终围绕它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及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本文尝试从改革观的角度，注重思想的变迁，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领导集体尤其是领袖人物对改革的认识历程[2]。
一、为什么要改革：从“摆脱贫困”到“必由之路”“关键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改革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可谓举足轻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3]这一论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最切近的原因上讲，不搞改革就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二是从长远看，不搞改革开放便无法实现现代化。换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决心直接导源于贫穷对党和国家的拷问。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制约特别是“左”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经曲折，“文化大革命”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中国农村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城乡人均口粮和城镇职工工资与1956年、1957年相比不升反降；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仅为1.8%。正是在对贫困落后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贫穷影响社会主义声誉，社会主义应该共同富裕，等等。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总结性地谈到，中国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4]
如果说摆脱贫穷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直接动因，那么实现现代化则是长远的战略考量。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振聋发聩般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这几年，邓小平同志一直在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6]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政策，谁也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就不能实现温饱、小康和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及至90年代，邓小平更得出结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7]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意义的认识是和他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世界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深刻感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门重新打开，在汇集多方面信息和冷静观察的基础上，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更重要的是，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科技的日新月异，并在国际比较中痛感中国的落后。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8]这促使中国必须知耻后勇、奋起直追，用邓小平的话说：“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9]
邓小平改革观的形成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触发因素，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空前劫难，也以一种极端夸大甚至扭曲的方式将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对此，邓小平经常论及，如“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0]。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反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展开思考。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1]。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言：“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12]
当历史行进到八九十年代之交，也恰恰是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国内爆发了一场改革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在渐进式改革的进程中，新旧体制并存带来经济秩序的某种混乱和权钱交易盛行，引起民众不满；政治风波后，一些人借助反和平演变的政治要求，质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十三大确立的改革方向。围绕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东欧剧变更使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因为苏联当年搞的就是市场化改革，结果市场把社会主义“化”没了，把一个强大国家“化”得四分五裂，中国难道还要搞市场化改革？于是，针对党的十三大呼之欲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种强化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本质区别这一传统观点的倾向。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中国改革步伐要加大加快。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大幕并进行了艰辛探索，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将改革开放事业带入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心的全面推进、大刀阔斧的新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只是提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出了题目，江泽民等人的使命则是要做成文章、完成任务。如果说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原初动力，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把改革继续下去的动力则是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确保邓小平提出、党的十三大郑重宣布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
将改革事业继续下去的决心，离不开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深刻认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13]胡锦涛也经常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等等[14]。基于上述历史判断，江泽民、胡锦涛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动力和保证，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要把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体制保证”，等等。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新世纪后，当中国改革开放走向而立之年之际，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就已经令全球瞩目。但在30年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资源消耗过度，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地区、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日趋严峻地考验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追求；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然而远不够健全。如果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主要改革功绩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之为基础推进了各个领域的改革，基本架构已经树立，主要举措已经亮相，那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临的任务就是深化细化改革，补齐某些重要领域例如文化体制的改革，解决伴随市场化改革而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健全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机制，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由此构成的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也正因为此，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站在举世瞩目的成就之上回顾历史，习近平对改革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6]。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时代交汇点上，习近平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自觉更明确也更频繁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17]不仅如此，他还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得出总结性的结论，“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以贯之、锲而不舍，一定能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18]。换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中国的改革事业，其动因除了要解决迫在眉睫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等任务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长远和未来，希望通过继续改革保证中国“强起来”加速推进，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胜利实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19]这些思想无疑发展和深化了自邓小平以来关于为什么要改革以及对改革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2]本文范畴下的“改革观”，主要指向有关改革的宏观、全局性认识而非具体改革举措的言说。因此，本文主要围绕有关改革开放的作用与地位、性质与方向、方法论等方面的论述展开考察，重点厘清中国共产党在为什么要改革、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等问题上的思想演进。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6]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4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1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264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94页。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14]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1页；《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页；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5]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
[16]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0页；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7]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0页；《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10页；《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