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戰士憶抗聯歲月：晚上11點后雪地裡收發電報【2】

抗日游擊隊生涯

媽媽犧牲后，1933年的冬天，我跟隨夏雲杰(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軍長，1936年犧牲)一起上山，開始了游擊隊生涯。一開始沒有武器，1934年春節的時候，我們想辦法假借到地主家拜年去弄武器。因為平時地主家裡都養了狗，沒人敢進去，過年就不一樣了，年三十那天接門神，門都打開了。我們派了七八個突擊隊員進去，裝作拜年的樣子。夏雲杰他們帶著兩把槍——一支是沒有撞針的七星子，一支是沒有子彈的六輪槍，有的人就把油瓶子藏在衣服下面當槍。我們剩下的人就在外面的苞米地裡藏起來，觀察裡面的情況。夏雲杰趁著地主不注意，把槍拿出來，說：“你們不要動，我們是抗日的，我們不殺你們，隻想找你們借槍用用。”接著又對他們宣傳了抗日思想，地主就把家裡的十幾把槍拿出來交給我們了，從那以后我們就正式成立了抗日游擊隊。

在夏雲杰領導下新成立的湯原游擊隊，開始成員隻有三四十人。記得有一次，馮仲雲到了我們部隊，天黑后一起進山。經過一個金礦的時候，滿地都是礦坑，馮仲雲是高度近視，因為下著雨，他看不清路，我就拽著他一起走。大家都開玩笑說我是他的拐棍，就這樣進了山。

那時我才十幾歲，人小，比較聽話，大人讓我干什麼就干什麼。一開始負責跟裴大姐(裴成春，朝鮮族抗聯女戰士，1938年犧牲)做飯，抱柴火、燒火、淘米、煮野菜。我沒有經驗，鍋燒開了就把一缸子熱油往裡面倒，油和水一碰，就濺了出來，把我手上的皮燙掉了，很疼，我也不敢哭。山裡頭的一個老鄉看見了，給我抹了獾油才慢慢好起來。我們當時沒收了一個地主家的縫紉機，但是誰都不會用，地方組織找來了一個裁縫師傅，教我用縫紉機，所以后來我就一直在做縫衣服的工作。那時候的生活相當艱苦，白天黑夜地為部隊縫衣服。白天還好，晚上沒有燈，就靠著月光干活，實在看不見了，就點鬆樹明子火在機器旁邊干。有時候困得睜不開眼睛，手指頭不小心都伸到針下面，針差點就把整個手指穿透了，幸好沒有傷到骨頭。師傅一走，縫紉機就出了毛病，一蹬線就斷，急得我直哭，因為師傅沒有教我怎麼修縫紉機。后來裴大姐和我一起，把所有的零件排好號，拆開來，清理裡面的線頭灰塵，擦干淨，上了一點豆油，再按照排號順序裝上，就又可以用了。1936年7月3日，由裴大姐介紹，馮仲雲同志代表滿洲省委，批准我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1937年，在抗聯六軍的密營召開了北滿臨時省委擴大會議，好多領導同志都參加了，有趙尚志、馮仲雲、張壽篯(李兆麟)、周保中等。開會期間有舉辦晚會，就是各個隊伍互相推舉對方唱歌跳舞。也就是在這次會上，大概是趙尚志說：“我們這裡有這麼多漂亮的女同志，還有好多小伙子，給他們找個對象吧。”他們就給我介紹了三軍的於保合。

我和於保合能結婚，跟裴成春大姐有很大關系，她不僅是我的戰友，更像我的媽媽，一直照顧我。她命很苦，家住湯原，她爸爸喝酒賭錢，把她賣給了一個老頭當童養媳，后來她們那兒有了革命組織，她就去參加了游擊隊。她的弟弟裴敬天(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六軍二團政治部主任，1936年犧牲)是我的同學，當時我上二年級，他讀四年級。我們家很困難，他常來幫我們家干活，我奶奶和媽媽都很喜歡他。我們兩個開始戀愛是參加游擊隊以后的事情，但是后來他犧牲了。這時，裴大姐動員我說：“你已經快20歲了，不能跟著我一輩子，你該結婚了。”開始我堅決不同意，后來裴大姐老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說：“將來部隊發展，女同志也少，你一個人跟著部隊走不方便。”我覺得也有道理，就這樣和於保合結婚了。我們的証婚人是趙尚志、馮仲雲，參加婚禮的有周保中、張壽篯。

1941年，因為趙尚志反對《王康指示信》等原因被開除黨籍，而我和丈夫於保合都是趙尚志的部下，所以也被一同開除了黨籍，直到1945年才通知我恢復黨籍。

1937年11月，於保合到六軍密營來接我，我就這樣離開了六軍，去了三軍。那時候我第一次懷孕，當時想吃酸的，野地裡有一種果子叫酸木漿子，我就摘幾個放在嘴裡嚼一嚼。就在1938年5月，第一次生孩子的時候，大部隊出征反討伐。我跟一對朝鮮族老兩口，去了鍋盔山密林一個小河邊，搭了一個帳篷，3個人住在裡面。當時沒有吃的，所以我也沒有奶，小孩子出生后大概一個禮拜就餓死了。之后我又回到了部隊，跟隨部隊一起走了。

1938年夏天，斗爭形勢惡化。三軍四師作戰失利之后，繼任師長陳雲升也出現動搖，於保合建議他去找六軍一師，他不同意，還繳了於保合的槍。一看這個情況不對，我們都很緊張，於保合就提出去找三十二團，陳雲升說我不和你們走，因為他不願意接受抗聯游擊隊的領導，覺得不能搶老百姓的東西，不能抽煙，還要受人家指揮，很受限制。於是我們就找三十二團去了，直到碰見了二路軍參謀長王效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告訴了我們李銘順的駐扎地，並派了一個老大爺給我們帶路，我們才找到了李銘順和三十二團，保合同志兼任了團政委。

后來部隊裡出了一個叛徒，他帶著日本人把部隊准備過冬存儲的糧食都挖走了，沒有糧食就沒法過冬，部隊減員嚴重。叛徒知道我們駐扎的地點和活動規律后，我們也不敢繼續待下去，於保合就同李銘順商量過江去蘇聯找趙尚志。

過境以后，我們30多人在國境邊上碰到了蘇聯紅軍，他們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小村庄的倉庫裡面，關押了大概一兩個月。后來他們開始培訓我們使用無線電，讓我們給他們做秘密偵查工作。我們堅決不同意，咬破手指寫血書，堅決要求見趙尚志回游擊隊。當時我們住在一個樓房的半地下室，誰也不能見，蘇聯內務部的人常來調查情況，我們也什麼都不說，最后蘇聯方面無奈答應讓我丈夫於保合單獨和趙尚志見了一面。當時的趙尚志也是單獨隔離，他只是很簡單地告訴我丈夫准備回東北。

1939年夏天，蘇聯同意趙尚志率領抗聯司令部100多人回東北。回國以后的第一次戰役是打烏拉嘎金礦，當時我們遭遇了一隊拉給養的偽軍，才知道旁邊有金礦，於是攻下了那個金礦，繳獲了大量的武器，並且繳獲了一個電台。當時我們沖進去的時候，電台還亮著燈，發報員一聽見槍響，就躲到桌子下面去了，就這樣我們繳獲了那部電台，但因為沒法拿，也沒有再使用。於保合和陳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長)還對金礦的工人進行了革命宣傳，工人們自願幫助把繳獲的白面背進山，再后來他們也慢慢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后來又消滅了兩支日本軍事測量隊，取得一些戰績。但由於抗聯內部矛盾尖銳，部隊再次撤到蘇聯。越境前想著還會再回來，就把電報機埋在雪下，但是蘇聯人不同意，他們怕機器被敵人拿走，所以隻好又派人返回去，把機器從雪地裡刨出來，背回蘇聯去，他們才放心。

那個時候蘇聯專門給我們安排了住的地方，平常管理很嚴，不許到處跑，不許接觸國境邊上的蘇聯人。平時在山坡上搭個帳篷，大家在裡面學習，男同志學習扔手榴彈，女同志和另外7個男同志學習無線電。我和丈夫於保合都是學習無線電的，他非常熟練，有什麼毛病和困難都能自己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