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6】

協助彭真調干部、制定法律

韓：1979年彭真復出后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當時他就調您擔任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請您談談這段經歷。

王：1979年3月，彭真復出不久就擔任新設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他認為：我國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就要健全法制。他讓我到法制委員會工作。我說：我跟著你工作了十幾年，我的水平與你差得太遠，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他說：你是客氣還是真的這麼想？我說：我實在不行，而且我對法律一點興趣都沒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條文，我看都看不下去。他說：我認為你還是可以干的。后來他打電話通知我去開會，我說人民大會堂我進不去，他就派車把我接到大會堂南院。開完會后，就讓我留下來辦公。武新宇（時任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說：你就跟彭真秘書在一起辦公吧！

我是第一個被調到法制委員會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調干部，組建工作班子。當時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劉復之任研究室主任，我當辦公室主任。法制委員會的干部包括司機在內，都是我調來的。由我親自同調來的干部談話，由武新宇簽字同意調入。不久，武新宇找彭真，說他身體不行，要在全國人大開會前頒布七部法律，他搞不出來。彭真對我說：你還得管法律！就這樣，從1979年３月初到6月，我們夜以繼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在不久后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這些法律獲得通過。我國自1954年頒布了第一部《憲法》之后，《刑法》搞了33稿一直未通過。毛主席曾說過他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從本質上不願意受法制的約束。

韓：作為在彭真身邊工作25年的老部下，您認為彭真在培養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哪些特點？

王：彭真在干部問題上歷來注意培養年輕干部。七部法律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完成起草並通過，是因為上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的法律室培養了幾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項淳一、顧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們在那時就跟隨彭真研究法律。市委宣傳部原部長李琪那時在人大常委會擔任法律室主任，也跟著彭真研究法律，“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迫害自殺身亡。

當時，在市委的領導干部中，宋碩（市委大學部部長）、宋汝芬（市委工業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書長）三人算是比較年輕的。鄧拓、張文鬆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都不怎麼管事，我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到現在許多同志都說我會培養干部，善於識人用人。我說：用干部要揚長避短。我先后在兩個部門工作：北京市委研究室和全國人大常委法工委，這兩個部門都出干部，有十幾個正副部長，如王大明、張明義、歐陽文安、顧昂然、楊景宇、段柄仁、儲傳亨等等。彭珮雲說過：市委大學部的干部也很優秀，但一個部級干部都沒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發我說：王漢斌反對“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准”。因為當時我提出選拔干部要依據三個條件：一要肯苦干的﹔二要能動腦的﹔三要會動筆的。我提出的這種選拔干部的標准被認為是反對毛主席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