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抗日尋求外國軍事援助與合作的經歷【2】

二、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1938年6月，在德國軍事顧問即將從中國撤出的時候，27名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抵達中國。11年之后，蘇聯顧問重返故地，不過他們的使命已不再是支持中國革命，而是幫助中國抵御日本的侵略和擴張。

　　蘇聯軍事顧問第一次來華服務是在中國大革命時期。那時，蘇聯同中國的關系是相當奇特的。1923年至1924年期間，蘇聯在援助孫中山領導的南方革命政權的同時，又與北京政府建立了外交關系。1927年，蘇聯對華關系遭到雙重挫折。4月，蔣介石在北伐中途公開實行反蘇反共政策，致使蘇聯與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之間的關系破裂了。幾乎與此同時，北洋軍閥張作霖在北京強行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引起蘇聯政府的嚴重抗議並撤回了駐華代表。不過，蘇聯當時並未宣布與中國斷交。直至1929年7月，中蘇兩國因中東鐵路發生沖突，雙方關系才完全斷絕。

　　1931年“9·18事變”之后，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同時也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共同的敵人促使中蘇兩國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幾年的外交關系。但是，雙方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依然存在，這就使得中蘇關系的調整舉步維艱。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兩國是否需要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事實上，在同蘇聯秘密商談復交問題時，南京政府出於內政方面的考慮、特別是“剿共”的需要，就提出要首先簽訂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然后再復交。這一違反常理的要求遭到蘇聯斷然拒絕。此后，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無條件復交。1933年5月，中蘇兩國開始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問題進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蘇聯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等問題而擱置，南京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沒有意義。1935年后，面對日本向華北的不斷擴張，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調整對蘇政策，實行“聯蘇御日”的方針。為此，蔣介石陸續派人向蘇方試探，希望兩國越過互不侵犯條約，直接簽訂互助條約。但是，蘇聯政府堅持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表示願意在簽訂這一條約之后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蘇聯人擔心，簽訂互助條約很可能把蘇聯拖入對日戰爭，而南京政府正想把抗日重擔轉嫁到蘇聯身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國民政府別無選擇，中蘇兩國終於在1937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盡管蔣介石一再表示，他反對將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與蘇聯軍事援助挂鉤，但事實上，正是這個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蘇聯立即採取積極行動援助中國。蘇聯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即通過中國的有效抵抗來拖住日本，使其無力侵犯蘇聯遠東地區。

　　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前夕，國民政府就向蘇聯發出了援助請求。8月14日，即在上海的戰斗打響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沖以蔣介石的名義向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D．B．Bogomolov）提交了一份軍火供應合同草案，國民政府要求蘇聯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與236門大炮，並要求蘇聯向中國派遣飛行員、航空技師、炮手與坦克手以訓練中國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國民政府立即派出以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對外稱“考察蘇聯實業團”）赴蘇尋求援助。代表團出發前夕，蔣介石親自召見楊杰談話，給他布置的任務是：促進蘇聯參戰，也即是促成中蘇互助協定，最低希望為“俾蘇方源源接濟我軍用品”。

　　對於中方援助軍火的要求，蘇聯迅速作出了反應。中國代表團於9月8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方十分隆重的接待。據楊杰日記所載：蘇方“對於所需各物，盡量一次給與，且開價極低，一切願望中國勝利之熱誠處處表現”。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之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中國抗戰期間，蘇聯援華軍火的絕大部分是利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的。蘇聯對華信用借款共有三筆。第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5千萬美元，於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有關條約規定，信用借款用於向蘇聯購買軍工業產品與工業設備，實際是購買中國在戰爭中急需的飛機、大炮等軍火物資。由於在此之前，蘇聯已向中國提供了金額大體相當的一大批軍火，所以條約規定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算起，利息為年利3％，自1938年10月31日起，分5年償還，每年償還1千萬美金。條約還規定，信用借款與利息，中國以蘇聯所需之物品與原料償還，主要是茶葉、桐油、藥材、皮革、羊毛、絲、棉花、銻、錫、鋅、鎳、鎢、紫銅等。蘇聯第二筆對華信用借款仍為5千萬美元，於同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條約規定中方從1940年7月1日起5年內償還。蘇聯最后一筆對華信用借款為1．5億美元，是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條約規定中方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內償還。后兩次信用借款的使用、利息和償付辦法與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三筆蘇聯對華信用借款總計為2．5億美元，中方前后共分9次動用。其中，第一、二筆借款總計1億美元，分5批動用，至1939年9月1日全部用完。第三筆信用借款，自1939年9月1日至1942年間，動用4批，總計略超過一半。蘇德戰爭爆發后不久，蘇聯對華第三筆信用借款的使用便告停止。這樣，中國實際使用的蘇聯信用借款約為1．73億美元。

　　蘇聯不僅向中國提供了優惠的信用借款，還以大大低於當時國際市場的價格向中國提供武器軍火。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立法院院長孫科1939年第二次訪問蘇聯歸來后說，他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的貸款，按國際價格，這相當於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的價格折算成美金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費用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這些條件都是由斯大林（Joseph Stalin）元帥和蔣介石委員長互通電報商妥的。據統計，截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時止，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賣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904架，其中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牽引車24輛，各類大炮1，19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炮彈187萬多發，以及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汽油等軍火物資。

　　向中國派遣空軍志願人員是蘇聯援華抗日的一個重要行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國空軍約有作戰飛機300架。當年8月中旬“淞滬抗戰”開始后，明顯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進行了殊死戰斗，至11月底中國空軍僅存作戰飛機30架左右，完全喪失了作戰能力。在國民政府發出緊急求援后，蘇聯政府迅速從蘇聯空軍中調撥出飛機交中國使用。第一批飛機於10月22日飛抵中國，隨同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是一個殲擊機大隊和一個轟炸機大隊，共計254人。

　　蘇聯空軍志願人員來華后立即擔負起兩項任務：一是直接參加對日空戰和轟炸，二是培訓中國飛行員和航空技師，重建中國空軍。12月初，在南京保衛戰關鍵時刻，蘇聯空軍志願隊投入戰斗。在最初幾天的戰斗裡，蘇聯空軍志願隊就擊落日軍10余架轟炸機，並在上海港擊沉了日軍一艘巡洋艦及2艘運輸船，首戰告捷。此后，蘇聯空軍志願隊在上海、南京、武漢、蘭州、西安、重慶、成都等地多次執行空中作戰任務並奇襲台北，給日本空軍、海軍及地面部隊以重大打擊。從1937年秋季至1939年夏季，先后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包括航空技師）有700多人，他們當中有200多人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獨立獻出了生命。與此同時，蘇聯教官還為中國培訓了1千多名飛行員和8千多名航空技術人員。據國民政府當時的統計，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落擊毀日機1，049架。另據台灣學者統計，蘇聯空軍志願隊共參加過25次戰役，擊落日機100余架，炸沉日軍艦船70余艘。1939年夏季，歐洲形勢日趨緊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分批回國。此后，隻留下少數蘇聯空軍顧問和教官在蘭州、伊寧等地繼續從事對中國空軍人員的培訓工作。

　　隨著蘇聯援華規模的不斷擴大，1938年6月，應國民政府的請求，蘇聯又向中國派遣了高級別的軍事顧問。這一請求是蔣介石經駐蘇大使楊杰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的。蘇聯方面很快作出反應，當月即派遣27名顧問來華。抗戰期間，蘇聯派往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前后共四任，最初由1937年11月來華的蘇聯使館武官德拉特文（M．И．Dkatwin）兼任，此后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切列潘諾夫（A．И．Cherepanov）（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卡恰諾夫（K．M．Kachanov）（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崔可夫（B．И．Chyikov）（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隸屬於最高統帥部，在總顧問之下建立了覆蓋國民政府軍隊各戰區、各兵種的顧問機構。派遣來華的軍事顧問都是蘇軍中比較優秀的軍官，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素養和較豐富的作戰經驗。

　　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主要是兩大項，訓練國民政府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由於戰爭初期中國軍隊損失慘重，訓練、補充低級軍官和各兵種技術骨干就成為當務之急。蘇聯顧問根據實戰需要，採取分層次、分兵種的訓練方法，力爭在短期內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在空軍、炮兵與坦克兵等技術兵種中，蘇聯顧問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根據蘇方史料，至1939年10月在華軍事顧問已達80人，至1941年初更增加到140人。從1937年至1942年間，先后來華工作的蘇聯軍事顧問有300多人，而蘇聯軍事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加上志願飛行員等，總數大約有5，000人。經由蘇聯顧問和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學員大約有9萬人。

　　1938年至1941年間，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中國正面戰場幾次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訂，但蘇聯顧問的建議很少被國民政府軍事當局完全接受。在1938年夏秋舉行的武漢戰役中，剛剛來華的總顧問切列潘諾夫發現中國軍隊採用的是落后的被動防御，於是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積極的防御計劃。可惜這個計劃只是在消極防御失利后才被部分採納，未能起到多少作用。1941年夏秋，中國軍隊發動了反攻宜昌的作戰。在發動反擊之前，蘇聯總顧問崔可夫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深入前線作實地考察，最后與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商定了作戰計劃並報蔣介石批准。然而，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卻下令停止進攻，結果前功盡棄，宜昌得而復失。唯一的例外是緊接反攻宜昌展開的第二次長沙會戰。這一次中國軍事當局完全接受了蘇聯顧問制定的作戰方案，使日軍遭到重創，被迫北撤，暫時放棄了南進的企圖。

　　總的來看，蘇聯軍事顧問同國民政府軍事當局之間保持著比較良好的關系，盡管蔣介石從未像信任德國人那樣信任蘇聯人。由於有比較豐富的在華工作經驗，蘇聯顧問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長沙會戰。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蘇聯顧問深知蔣介石和他的將領缺乏進攻勇氣，但並不當面指責，而是耐心說服，爭取他們的支持。長沙會戰告捷后，蘇聯顧問立即退到幕后，“仿佛不存在一樣”。當蔣介石興致勃勃地邀請所有在華軍事使團團長同他一起乘專機飛往長沙視察戰場時，崔可夫以身體不適為由謝絕了蔣的邀請，並命令所有的蘇聯顧問不得參加這次“檢閱”，為的是讓蔣介石及其將領獨享全部勝利的榮譽。正如一位在華蘇聯顧問所說，“經驗表明，顧問在某種程度上應是外交家”。

　　蘇聯在援華過程中謹慎地避免觸及中國內政中的敏感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堅持將全部援助都給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據說，援華初期，蘇聯曾考慮贈予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一些武器。無論有無此事，蔣介石對此極其敏感。他曾幾次致電在莫斯科的楊杰和孫科，要求他們對任何“以俄貨直接由俄接濟共黨之說”，必須“嚴詞拒絕，切勿贊同”。對這個問題，斯大林的態度也十分現實。在崔可夫來華前夕，斯大林曾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是向一個與我們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則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由於有蘇聯的援助加上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斯大林的戰略是讓中國拖住日本以避免日蘇戰爭，而蔣介石對蘇政策的最高目標是蘇聯參戰。為此，國民政府做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蔣介石本人也曾兩次急迫地請求蘇聯出兵。第一次是在1937年10月至11月間。當時，上海的戰事正處在僵持之中，而九國公約組織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討論中日沖突。10月22日，蔣介石致電駐蘇大使蔣廷黻詢問蘇聯的參會方針，他十分關心的問題是“如會議失敗，我國用軍事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間”。11月11日，斯大林接見楊杰、張沖，就中方請求蘇聯參戰問題作出鄭重答復：“蘇聯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時機。”兩周以后，蔣介石又親自致電斯大林，呼吁蘇聯“在當前關鍵時刻”出兵，“給中國以生存的幫助”，“挽救東亞危局”。自然，這一呼吁毫無作用。第二次是在1938年夏秋之交。當年7月，蘇日軍隊在中蘇邊境張鼓峰一帶發生沖突。8月，中日軍隊在武漢地區展開了場大會戰。此時，蔣介石再次向蘇聯提出締結互助條約的問題，希望促使蘇聯盡快出兵。9月中旬，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答復說，隻有出現以下三種情況蘇聯才能參加對日作戰：（1）如果日本進攻蘇聯﹔（2）如果英國或美國參戰反對日本﹔（3）如果國際聯盟責成太平洋地區各國參戰反對日本。這實際是明確拒絕了蔣的要求。很難說蔣介石究竟對蘇聯出兵抱著多大期望，但在困境之中他肯定對此難以割舍，哪怕隻有一絲可能。此后，1939年5月至9月，蘇、日軍隊在滿蒙邊境諾門坎發生了大規模沖突。蔣介石再次燃起了蘇聯參戰的希望。但是，這次更大規模的沖突最終也和平解決了。

　　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蘇關系迅速趨於冷淡。1月，發生了國民黨軍隊圍殲中共新四軍的“皖南事變”，這使得蘇聯不得不出面干預，並以停止援助來向蔣介石施壓。4月13日，在看清日本已無意北進之后，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此后，蘇聯已無暇東顧。1942年2月，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奉召回國，這可以看作是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標志。此時，中美已經結盟，蔣介石也不再打算繼續邀請蘇聯顧問來華。事實上，仍有一些蘇聯顧問和專家留在中國，直至1944年5月由於新疆問題引起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政府才將他們全部召回。蘇德戰爭結束后，蘇聯按照雅爾塔協定於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地區，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