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歷史性飛躍的不同特色【2】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都著重回答了“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問題，但是第二次飛躍則在更進一步搞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之前，先著重回答和解決了“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並把這視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對前一根本問題的具體回答和第二次飛躍的邏輯起點。

突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正確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同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進行不懈斗爭、並深刻總結相關歷史經驗的過程。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重新提出和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時，首先提出和回答的是“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為此，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什麼是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作出了科學評價，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的歷史和邏輯起點。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中國，首先突出表現為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以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作為評判和區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根本標准。他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正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解決“相結合”任務最杰出的領袖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也正因為它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違背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鄧小平指出，“什麼叫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中國的實際，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尋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功績就是這一條”（《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頁。）。為此，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貌對待毛澤東思想。“毛主席從來就提倡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話。毛主席歷來反對本本主義。我們對待毛澤東思想也是一樣”（《鄧小平思想年譜》，第96頁。）。所以，如果說毛澤東在解決“中國化”問題時，突出反對了主觀主義的本本主義，那麼鄧小平在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時，則突出反對了“兩個凡是”的新本本主義。

鄧小平不僅提出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還提出“怎樣真正地堅持”的問題。他說，“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隻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2頁。）1991年，他又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9頁。） 。

（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側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本土化、具體化，第二次飛躍則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三者並提，更加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現代化、當代化對民族化、本土化、具體化的重大意義。

從1938年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到2009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新命題、新任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已經深入發展，我們黨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視閾、新境界，形成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自覺。這就使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從空間向度擴延至時間向度，達到時空的統一。

這種新視閾、新境界、新自覺突出反映在對理論成果內涵的概括上。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與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內涵概括上有著明顯區別。對毛澤東思想的概括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一概括在字面上並未突出強調它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的結合。這並非意味著對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實踐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離開戰爭與革命這一當時的時代主題，只是由於中國革命與十月革命的時代背景大致相同，毛澤東思想的產生與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的時代背景大致相同，所以毛澤東思想突出解決的是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尋找與俄國不同的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具體化成為第一次飛躍要突出解決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產生和發展，則是處在時代內容、時代特征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世界形勢經歷深刻變化，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穩步推進。因此，既突出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的結合，又突出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的重要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三個具體理論形態，無論是鄧小平理論，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在概括時都著重突出了時代背景和內容，強調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所具有的時代內涵，反映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代化、立足中國與放眼世界辯証統一關系認識的新自覺與新境界。

（六）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分別中國化的情況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飛躍中，與整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進行和完成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在產生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同時，產生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在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中特別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始終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影隨形，且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往往相互取代，在論述其內涵、必要性、可能性與實現途徑等方面都往往如出一轍。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並未單獨提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除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特點及其在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有關外，也與中國革命實踐特別需要唯物史觀的指導有關。實踐首先需要解決認識路線與認識方法問題、歷史觀與價值觀問題。此外，這還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一開始就相互交織、同時進行和產生相關。另外，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本身的特點，也限制了它們最初的中國化進程。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流程。在我們黨奪取政權前，在資本主義並未充分發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當時還缺乏研究資本主義的現實基礎，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當時並非當務之急。至於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著重研究的是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即如何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為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作准備，這只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部分內容，但對於怎樣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怎樣從中國國情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這一主要內容，則不是上世紀前半葉中國共產黨急於關注和討論的主題。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科學社會主義全部理論的中國化，才真正提上了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