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黨史研究要現代化、科學化、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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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實現研究手段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方法還需要現代化的研究手段加以輔佐。要做到這一點，最基本的就是要實現研究的信息化、網絡化，實現資源的共享。目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史研究室都建有自己的網頁，網站上可用的黨史資料也較為豐富，不僅有快訊報道，還有本地區的史料性資料。比如中央黨史研究室創辦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網，“新聞聚焦”板塊就會在第一時間發布黨中央及各地方的最新動態﹔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的網站，“黨的會議”板塊記錄了從1920年北京黨的早期組織至1982年北京市委召開的主要會議情況﹔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的網站，“資料中心”板塊刊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等主要黨史書目的電子版。這樣不僅有利於群眾更好地學習黨史，也有利於群眾了解黨史研究室的日常具體工作。但是，這些網站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原始性的一手資料較少，比如黨的決議、政府文件等，現有的可用資料都是經過編輯加工的。另外，網站還存在著更新不及時，部分資料時間不匹配，個別板塊不完善等問題。而各市委及縣委的黨史研究室則大多沒有自己獨立的網頁，信息發布、資源共享都存在一定困難。

二、黨史研究要科學化

歷史最寶貴的品質在於真實，因此黨史研究的科學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做到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實事求是地編寫黨史，實事求是地反映黨史的真實面貌。

1.要做到研究規劃的科學化。任何研究都需要有一個科學的規劃，黨史研究也不例外。要做到科學規劃，最基本的就是要對黨史學史有比較清晰的把握，了解以往的研究都解決、考証了哪些問題，以免出現白花力氣、重復勞動的現象。比如關於“淵泉”是不是李大釗筆名的考証，在我國學界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搞明白“淵泉”是陳溥賢而並非李大釗，但是有的國外學者在90年代中后期再次提及此問題。通過對黨史學史的了解，也可以避免資料引証有誤的現象，比如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具體發表時間問題，經過考証發表時間應該在1919年9月以后，但是后學的研究者，尤其是中共黨史的碩士生、博士生在引用的時候仍按1919年5月使用這篇文章。同時，對黨史學史的把握，也有助於了解自己研究的問題或領域是否有繼續下去的潛力，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這樣既可以避免研究無題可選的尷尬，也可以避免研究蜻蜓點水、不連貫不深入的問題。比如，彭明是研究五四運動時期歷史的專家，這是黨史學界公認的。他的《五四運動史》是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窮盡歷史問題，仔細研究彭明有關五四時期歷史的著作，就會發現仍有許多問題值得繼續研究。在具體研究開展的過程中同樣也需要科學的規劃，了解研究的一般先后順序，才能更有效地得出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比如研究某一個人物，一般都是先從他的生平年譜入手，再研究他的文章，然后是別人對他的評價，進而研究他在黨史上的貢獻、地位等問題﹔而研究某一理論問題，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般都是從理論提出的背景研究起，再闡述理論的主要內容，接下來是理論的影響、價值等。當然研究不一定完全遵從這個套路，但是這個程序還是相對較為科學、經得起檢驗的。

2.要做到研究內容的科學化。有了科學的規劃不能保証一定有科學的研究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內容的選擇問題：（1）要選擇史料充分的內容研究。黨史研究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一樣，面臨著創新難的問題。於是，很多黨史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為了求“新”就去研究一些前人很少涉及的人物、事件。可以這麼說，就目前黨史研究的發展情況來看，在沒有新的史料、檔案被挖掘的前提下，那些研究很少的問題不是史料有限就是研究的意義不大。對於后學的研究者而言，選題的價值可能不好把握，但是選題的史料情況是“一目了然”的。黨史研究是以史料為出發點，也是以史料為立足點的，史料是闡述文章內容、做出判斷的基礎。一個沒有充足史料做支撐的題目，必然不會是一個科學的黨史研究選題。比如要研究某個人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從他的文章入手，因為一個人的作品是他思想的集中體現。如若在現有史料中該人物的文章很少，甚至沒有，那基本上這個人物暫時就不適合研究。（2）要選擇有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問題研究。所謂有意義的問題，並不是單指影響全局性的歷史問題，具體的、小的、乍看與全局關系不大的問題也要研究。不僅如此，無論大的還是小的問題，有關的細節都要研究。這樣，才能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但是在研究中千萬不要將著眼點放在獵奇、揭秘上，為挖掘“八卦”而研究黨史，那就不好了，而且得出的結論也不會是科學的。

3.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科學化。這方面最根本的是需要具備科學的研究態度，即堅持黨史研究的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黨史研究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黨性是黨史研究者所要遵循的原則之一﹔而科學性則是任何一門學科要想發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因此黨史研究必須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在具體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要重視一手材料。研究者應該重視對一手材料的研究，不要為了圖省事就抄二手、三手材料，這樣抄來抄去，一方面容易出現史料基本內容引用有誤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現由於不了解史料在原文中的本來意義而造成的引用不當的問題。比如，有一個學者本來不是研究歷史的，不知為什麼有一段時間對歷史問題發生興趣，這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看原始的一手材料。但是，這位學者沒有看過《新青年》等五四時期的史料，只是從彭明、丁守和的著作中轉抄一些材料，結果這些材料與該學者要論証的問題並不完全相符。即使佔有大量一手材料，也要注意材料的使用問題。要避免驗証性偏見，即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使用材料，隻使用符合自己想法的材料，隻摘取能夠驗証自己觀點的材料，這樣得出的結論也很難做到科學。（2）要利用多學科知識研究黨史。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越來越多檔案材料的披露，用現有的理論研究黨史局限性越來越大，因此需要利用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知識進行綜合性研究。現在利用心理學的知識研究黨史已經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更有說服力。比如研究大革命失敗后黨內“左”傾思想的來源問題，除了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外，學者們也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心理的變化——復仇與拼命的心理佔據上風，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採取了許多冒進的行為，並最終使這種情緒上升為黨的指導思想﹔而研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原因時，也聯系到中國人民長期受壓迫而形成的急於求成的心理，為了盡快改變現狀，在看到新中國頭十年取得的較大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了“趕英超美”這樣不切實際的目標。利用多學科知識進行的綜合性黨史研究對於黨史研究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3）在黨史研究中要避免矯枉過正，即為了糾正誤解者的言論而一味強調黨的正確性。現在社會中的確存在不少對黨的誤解和偏見，尤其是在看到黨內腐敗問題相對比較嚴重、一些民生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這種誤解和偏見尤甚。許多研究者為了糾正這些誤解和偏見，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一味地強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甚至對黨確實犯過的錯誤也不敢實事求是地指出和批評。這樣不僅不會消除誤會，反而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使得黨史研究的可信度、科學性下降。消除誤解與偏見的最好方法就是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研究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