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研究之回顧與反思【2】

二、主要的研究方面及其成就

（一）最初的相關論述

改革開放以前，已經出現不少由官方主導編修的對資改造著作。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一批旨在宣傳社會主義改造的論著涌現，如：廖蓋隆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蕭林的《私營零售商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由之的《私營批發商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這些著作比較全面地闡釋了政府對私營工業、零售商和批發商的改造政策和步驟。許滌新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階段》（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經濟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寫的《私營工業的全行業合營》（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年）、白瑞西的《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道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胡錫奎的《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與階級斗爭》（人民出版社，1956年）、紀衡的《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財政經濟出版社，1956年）等論著，則主要圍繞全行業公私合營時的清產估價和定息、經濟改組、企業改造、小商販的改造、人事安排和工商業者的學習等問題進行宣傳和解釋。全行業公私合營后，政府從整體上描述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全過程並給予系統解釋的論著中，比較典型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景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輯出版的《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

同時，香港地區也出版了一些相關論著。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魯男的《新民主主義的隕滅》（香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華明的《三反五反的剖視》（香港友聯出版社，1952年）、鄭竹園的《中共五年計劃剖析》（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年）、《中共財經政策透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秋楓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商榷》（香港北極出版社，1949年）、蕭繼容的《中共的財政收支》（香港友誼出版社，1954年）、范清平的《中共工業經濟要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年）等。他們都涉及私營工商業的境遇和中共的對資改造。不過，這類著作又幾乎不加理解地宣揚中共對民族資本的“謀財害命”。

官修史書具有其特定的價值，它們往往能夠相對完整地講述工廠企業走向合營的大致過程，同時，給后世學者提供了這些工廠企業的不少重要史實。而海外論著由於不少作者具有經濟學科背景，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較為深入，頗具啟發意義。但是，無論官修史書或是海外論著均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官方史書基本在宣傳政府對資改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海外論著則大多在描述私營工商業的痛苦經歷。在史料利用上，官修史書對材料取舍的傾向性明顯，海外論著則缺少核心的史料。因此，均難稱得上是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

（二）學術研究的起步及其主要方面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檔案文獻公開出版的增加，系統梳理政府工商業政策的學術論著大量涌現。較有代表性的有：王炳林對中國共產黨的私人資本主義政策進行了長時段的考察，注意到中共政策的若干重要轉點，開始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評價轉向客觀（王炳林：《中國共產黨與私人資本主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楊奎鬆和李福鐘詳細梳理了新中國最初七年中共工商業政策的制定及演變過程（參見楊奎鬆：《建國前后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福鐘：《新民主主義時期（1949—1956）中國共產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博士學位論文，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2年。）。龐鬆則較關注“五反”運動前政府工商政策的搖擺和收放，頗注意從私營工商業和政府互動的角度來闡述政府工商政策的制定和收放過程（龐鬆：《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業政策的收放與工商界的境況》，《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除上述論著外，關於中共工商業政策的制定、沿革的專題論文、學位論文還有很多（梳理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政策的專題論文還有孫其明：《論建國前后黨和政府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安徽史學》2003年第3期）、范守信：《1950年對私營工商業的成功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3期）、柯育芳：《1949—1956年黨對私人資本主義政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2004年）、李芳祥：《“五反”運動后國家對勞資關系調整的經濟史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朱紅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09年）、李莉：《建國初期的私人資本主義政策研究（1949—1953年）》（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06年）等。）。此外，大量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史性著作和經濟通史著作都會提及新中國初期中共工商業政策（通史類著作主要有：〔美〕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類著作主要有：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5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等。）。不過，種種論著雖文字詳略不同，但內容卻大致雷同。

近幾年來，隨著基層工廠和企業檔案資料的日漸開放，深入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條件已漸成熟。總的趨勢是，研究日益從分析中共對資改造的政策及其推行轉向關注私營工商業本身，而對於私營工商業的關注也日益從宏觀走向微觀，從群體走向個案。私營工商業的研究逐漸從中共工商政策史的研究路徑中脫離和獨立出來。

盡管目前學界已有關於小商小販的專門討論（關於小商小販的研究，參見馮筱才：《“社會主義”的邊緣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販改造》，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3輯，九州出版社，2011年﹔賈全全：《建國初期武漢市攤販的治理與改造（1949—1956）》，碩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08年﹔王開帥：《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供銷社與小商販：以上海縣為例》，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2011年。），不過，長久以來大多數學者關注的重心始終在較大規模的工廠和商店。學者們對此以不同方式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各種各樣的研究，基本出發點在於探求中共如何對私企施加影響，使其最終走向公私合營之路。這些研究成果可大致作如下的歸類：

1.宏觀闡釋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消亡的原因

關於中共建政后私營工商業走向公私合營的原因，學界目前已形成了幾種較為典型的解釋：有學者強調“三反”、“五反”運動的關鍵作用，認為由於“三反”、“五反”運動對資本家的巨大沖擊，當1953年底中共剛剛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所有制進行徹底改造不久，心有余悸的資本家們便爭先恐后地將其工廠企業送給國家（楊奎鬆：《建國前后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有學者從“五反”運動對生產的沖擊、加工訂貨對市場的重構和勞資關系對企業控制權的改變以及社會心理對資本家的壓力等因素來綜合解釋私企的消亡，結論是“自覺、自願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唯一選擇，因為其他的任何一條道路都已經被堵死了”（桂勇：《私有產權的社會基礎——城市企業產權的政治重構（1949—1956）》，立信會計出版社，2006年。）。還有學者認為，私營工商業之所以走向公私合營，關鍵在於其生產經營同中共制定的社會經濟目標模式不相適應，特別是同中共過渡時期總路線制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存在矛盾（武力：《論50年代公私合營由經營方式轉變為改造方式的原因》，《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7期。）。同上述學者主要立足於從私企產銷角度闡釋其消亡的原因不同，有學者認為，政府對不同狀態企業採取的不同策略和資本家出於“經濟生存”或“政治生存”的考量，共同造成了私營工商業走向公私合營（馮筱才：《政治生存與經濟生存：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營之路？》，《中國當代史研究》第2輯，九州出版社，2011年。）。

上述學者關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消亡原因的探討側重點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微觀考察政策影響下私營工商業的具體改變

盡管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資本家交出企業的原因給予解釋，但基本的共識是，從解放伊始至公私合營這幾年中，私企的生產和經營確實發生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有基於此，很多學者依據工廠企業的基層檔案，專注於考察政府工商政策、勞資關系和政治運動對具體企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

第一類：政府工商政策對私企的影響和改變

關於解放初期政府對私企困難的解決及其實際效果。有學者注意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向民生公司提供巨額貸款幫助公司渡過債務危機。同時，調撥大量柴油供應民生公司並允分期付款，緩解了公司燃料短缺的問題。（凌耀倫：《民生公司史》，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410—411頁。）有學者考察了20世紀50年代初上海私營棉紡廠在政府號召下的精簡機構、內遷工廠和組建聯營，認為在政府引導下棉紡業所進行的企業自身改組改造使工廠擺脫了困境，作用是很明顯的（參見高曉林：《上海私營工商業研究（1949—1956）》，博士后研究工作報告，復旦大學，2004年，第36—68頁。）。有學者認識到福源錢庄響應政府號召參與組建金融業聯營卓有成效，使錢庄暫時渡過難關（鄧昉：《內外壓力之下的合營之路——福源錢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碩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08年，第36頁。）。但也有學者強調解放初期政府的紓困方案並不能真正解決私企的難題。該學者注意到由於對工人生活的考慮，政府在解放初期所提出的精簡機構的號召未能在永安百貨公司有效施行，永安公司隻能以降薪、縮短工時或協助職工轉業來減少開支。企業面臨最大的人事臃腫問題無法得到根本解決，長期困擾著永安公司。（連玲玲：《上海百貨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謝國興主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45—346頁。）

關於政府和國營經濟對私企經營的影響，一是注意到解放之初國營運輸公司對盧作孚民生公司經營的影響，認為盧作孚的民生公司雖承擔政府的運糧任務，但運價和運量卻均不由公司決定。當民生公司試圖爭取更多的水運任務時，被指責為“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導致民生公司的路越走越窄。（趙曉玲：《盧作孚之死》，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11—112頁。）二是認識到中百公司的成立使新新和永安等上海百貨公司的銷售業績頗受影響。同時，中百公司逐漸控制上海百貨業的進口管道，進貨須以現金交易，促使百貨業出現斷貨的情形。（連玲玲：《上海百貨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謝國興主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第343頁。）三是注意到福源錢庄兩次參與由政府組織的聯合放款，使得錢庄不僅虧本，而且“不自覺地參加到國民經濟計劃中”。但福源錢庄積極致力的農業貸款等措施被政府指責為“追求暴利”，錢庄的盈利能力和空間被剝奪。（鄧昉：《內外壓力之下的合營之路——福源錢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31頁。）四是注意到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交通部派代表進駐民生公司，參加公司董事會，直接干預公司的領導。同時，對民生公司進行組織機構、規章制度、人事安排和生產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公司的面目更變。（張一楠、李麗：《1949—1952年間政府對民生公司的調整》，《傳承》2008年第7期。）

有學者注意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重估財產和調整資本對私企的改變和影響。通過梳理北京市商號“重估財產調整資本”的全過程，得出的結論是：人力股和厚成遭政府明文取締直接造成商號內部經營方式發生改變。私企的產權明晰為政府掌握其財產所有權的詳細狀況、調節其利潤分配，進而將其國有化提供了參考。（崔躍峰：《建國初期北京市私營企業的重估財產與調整資本》，《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很多學者強調1950年勝利折實公債和稅收征繳對私企經營狀況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公債認購凍結了上海私營工商業的資金，影響其周轉及產銷（高曉林：《上海私營工商業與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6期。）。有學者注意到金融業對公債認購的態度從積極轉向消極，強調這是由於認購公債使上海私營金融業的經營狀況和經濟實力逐漸惡化（張徐樂：《上海私營金融業與1950年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江南論壇》2006年第1期。）。還有學者認識到，解放后永安百貨公司由於各項捐稅的增加，特別是巨額的房地產稅嚴重影響到公司的資金周轉，無奈之下，永安公司隻得出售產業，以求變現（連玲玲：《上海百貨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謝國興主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第347頁。）。

第二類：勞資關系的變動對私企的影響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解放后工會地位的凸顯和對私企管理權的分享。有學者認為，盡管“五反”運動前工會在工廠的作用不很突出，但監督資本家和控制企業的任務仍舊落在工會肩上。工會通過勞資協商會議部分分享了工廠的控制權。（桂勇：《私有產權的社會基礎——城市企業產權的政治重構》，第158—161頁。）同樣，解放初期福源錢庄固有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雖仍在發揮作用，但是，當工籌會成立，特別是勞資協商會議召開后，涉及公私關系的問題便由勞資會議以“公私協商”的方式解決（鄧昉：《內外壓力之下的合營之路——福源錢庄在解放后的生存努力（1949—1955）》，第21頁。）。

有研究者認識到政府在調解勞資沖突，幫助企業主恢復生產方面的作為。有學者考察了1950年4月面對極端困難的局面，上海市政府在勸說大中華火柴公司工人離廠、幫助資方順利疏散中的關鍵作用（趙晉：《舊工廠與新國家：1949—1952年的劉鴻生大中華火柴公司》，《中國經濟史研究》2013年第2期。）。也有學者注意到解放初期由於發展生產的需要，政府對工會維護工人利益的種種做法也不是一味支持，並要求工會勸說工人積極發展生產。特別是1950年，申新棉紡公司工會曾在搞好生產、節省原料、精簡費用、裁汰冗員等諸多方面發揮了作用。同時，該學者也注意到在民主改革運動后，申新工廠工會的工作中心完全轉向生產，大大減少了“鬧事”的情況。（鮑靜：《建國初期基層工會職能轉變研究——以上海申新紡織廠為個案（1949—1956）》，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2010年，第46—50頁。）

有學者以在北京瑞蚨祥商號試點推行的工人監督生產的具體實踐為例，考察了“五反”后私企內部勞資關系的根本改變（崔躍峰：《北京市私營商業與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06年，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