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研究之回顧與反思

時至今日，民營經濟已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經濟發展、吸納就業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伴隨著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民營業主逐漸喪失產權，企業從私營轉為公私合營。自此，民營經濟的發展進程被迫中斷，直至改革開放后才重獲生機。

至遲在改革開放以前，民營經濟通常被稱為“民族工商業”、“私營工商業”、“私人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等。為避免混亂繁雜，本文一律採用“私營工商業”這個概念來表述。從范圍上講，私營工商業既包括較大規模的工廠商店，也包括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販。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改造關涉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更變，也關乎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對民營經濟的反思，因此從 20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未曾停止過討論。但由於長期受到意識形態的禁錮和相關史料的局限，真正的學術研究起步很晚。直至80年代以后，隨著政治環境逐漸寬鬆，政府高層檔案文獻公開出版不斷增加，各地檔案館中有關私營工商業的基層檔案及工廠檔案的日漸開放，學界關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研究才逐步走向實証和深入。

最近十余年來，相對於史料公開和論著出版的日漸豐碩，系統的學術史整理和回顧卻很少見，學者們往往就個人的研究題目各取所需，淺嘗輒止。有鑒於此，筆者擬嘗試對以往學界有關新中國成立后最初七年私營工商業的相關資料及研究狀況做一系統梳理，以利於進一步深化有關此項課題的探討。

一、史料的出版和公開狀況

（一）20世紀80年代前相關史料的出版和公開及其局限

史料的出版和公開無疑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曾經出版過一些關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文獻和資料，具體可分為以下種類：

1.工商業政策、法令匯編。伴隨著20世紀50年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進程，政府曾公開出版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令，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書處編《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法令選編》（上、下）（財政經濟出版社，1957年、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1949—1956）（法律出版社，1952—1957年），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編《中央財經政策法令匯編》（新華書店，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編《中央勞動法令匯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編《華東區財政經濟法令匯編》（華東人民出版社，1949—1953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編《金融法令匯編》（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有關三反五反的政策法令》，人民出版社編《三反五反運動文件續編》（人民出版社，1952年）等。盡管收錄的這些政策和法令很不完整，但仍有參考價值。

2.典型行業和企業史料的整理及出版。這一時期，政府為宣傳和解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曾有選擇性地對一些典型行業和企業的資料進行過整理、編輯和出版。這些資料主要有：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於1958年開始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這套叢書直至8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北京瑞蚨祥》（三聯書店，1959年）、《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中華書局，1963年）、《中國民族火柴工業》（中華書局，1963年）、《永安紡織印染公司》（中華書局，1964年）、《上海民族橡膠工業》（中華書局，1979年）、《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華書局，1979年）、《上海市棉布商業》（中華書局，1979年）等。幾乎同時，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纂了《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叢書，包括《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大隆機器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從一個民族企業看中國機器制造工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恆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榮家企業史料（1896—1949）》（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80年）、《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大型企業的資料。此外，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單位編輯整理了《上海市面粉工業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和《上海私營造紙工業的發生發展與社會主義改造》兩本資料集，后又於80年代分別改名為《中國近代面粉工業史》（中華書局，1987年）和《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正式出版。（參見李玉：《中國近代企業史研究概述》，《史學月刊》2004年第4期。）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編輯出版了《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聯書店，1960年）、《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聯書店，1963年）和《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聯書店，1960年）三冊資料匯編。上述政府有關部門編輯和出版的典型行業和企業史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關行業及該行業中重點企業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變化。

3.報紙和刊物。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報刊均以大量篇幅報道政府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情況。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文匯報》《新民晚報》《工人日報》《新觀察》《勞動報》《大公報》（上海）、《新聞日報》《經濟周報》《工商新聞》《經濟導報》等。同時，這一時期的工商業組織也曾出版自己的刊物。以上海為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曾主辦並編印過《上海工商》（1949—1962）和《上海工商資料》（1950—1952）兩份重要的工商刊物。這些報刊與私營工商業的改造相伴始終，具有很強的時效性，使人們能夠較為明晰地看到政府工商業政策的變動和工商業活動的大事，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工商界的狀況。

今天看來，上述資料的公開和出版無疑具有一定意義，其參考價值不容忽視。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時期出版的相關資料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缺陷。這主要表現在私營工商業自身的史料公開數量太少，即使出版有所謂的典型行業和企業史料，其目的也在於宣傳社會主義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資料的選擇性較強，使人難窺全貌。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出版和公開的相關私營工商業的資料，雖然提供了不少信息和線索，但是難以真實、客觀、全面反映私營工商業的境遇。

（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史料的出版和公開狀況

從80年代至今，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文獻和檔案大量公開。它們集中反映出這一時期私營工商業的狀況以及國家工商業政策制定和演變的過程，數量豐碩。具體而言，可以大致作如下歸類：

1.中央文獻和國家領導人的相關文獻。主要出版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4年），《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輯）（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24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華文出版社，1998年），《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1949年10月—1959年10月》（上）（工人出版社，1989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2年），《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2008年），《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陳雲文稿選編：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李立三賴若愚論工會》（檔案出版社，1987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等，數量可觀且仍在持續更新。國家領導人的文稿、年譜和回憶錄等相關文獻，集中反映出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私營工商業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演變的過程。

2.經濟檔案資料及其匯編。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纂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這套史料叢書分3批出版，共31卷，輯錄了新中國成立后17年的原始經濟檔案資料。其中，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前兩批檔案選編時間從1949年至1957年，這兩批叢書中的工商體制卷、財政卷、金融卷、綜合卷、工業卷、商業卷皆與私營工商業有關。這套叢書所收錄的檔案，均出自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檔案及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統計局、國家建設委員會、財政部、貿易部、海關總署、人民銀行等經濟主管部門，當時絕大部分屬於絕密或機密文件。這套叢書集中反映出國家各經濟部門制定工商業政策的過程、具體的落實以及私營工商業的情況，資料相當豐富。另一種是90年代中共中央統戰部主持編纂和陸續出版的大型資料叢書《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套叢書的編修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黨委黨史部門、統戰部為主，吸納各地檔案館、統計局、工商局、銀行、稅收等單位參與編纂。內容分為綜述、文獻資料、企業典型材料、回憶錄、大事記和統計資料六部分，既反映出中央對工商業政策的決策，又注意到了各地區貫徹和實施的過程和結果，不僅如此，叢書在很大程度上還反映出各地工商業，特別是重要工廠企業的狀況，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除上述大型的經濟資料匯編外，較為重要的檔案史料還有上海市檔案館編輯出版的《上海檔案史料叢編》，其中的《吳蘊初企業史料•天原化工廠卷》（檔案出版社，1989年）、《吳蘊初企業史料•天廚味精廠卷》（檔案出版社，1992年）、《近代中國百貨業先驅：上海四大公司檔案匯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陳光甫日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等卷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3.回憶錄、文史資料。很多經歷過20世紀50年代的工商界人士及其后人的自述和回憶會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問題，如：許家俊整理的《鉛筆大王——吳羹梅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胡世華等人整理的《胡厥文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陳銘珊的《公私合營前后的上海信誼藥廠——一個工商業者的自述》（《縱橫》1997年第5期），劉念智的《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回憶我的父親》（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盧國紀的《我的父親盧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各類文史資料中也包含大量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資料。僅上海一地便有：《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六、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三、四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地方史資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2—1986年），以及下轄各區縣的文史資料。它們都或多或少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私營工商業狀況，內容有工商界人物的回憶、工廠狀況的描述、統戰工作等等。

誠然，同檔案資料相比，回憶錄和文史資料的可信度明顯不足，史料價值較為遜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卻可以為檔案資料提供必要的補充和參考，特別是使讀者能夠對私營企業的經營環境和企業主的背景、人際網絡有所了解。從這一點上說，回憶錄和文史資料不容忽視。

4.檔案館所藏的未刊檔案資料。檔案資料是史料的基干和學術研究的生命。自80年代以來，各地檔案館逐漸對外開放。以私營工商業最集中的上海地區為例，上海市檔案館自1987年開始，已陸續向社會開放了關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大量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分散在不同的卷宗，其中包括：①部分私營企業，特別是較大規模的工廠商店﹔②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各行業同業公會、上海市總工會等工商組織﹔③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工業生產委員會、輕工業委員會、私營工業調查委員會等機構檔案﹔④上海市政府及其所屬機構軍事管制委員會、增產節約委員會、對外貿易管理局、稅務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的檔案﹔⑤華東大區機構——華東區稅務管理局、華東區紡織管理局、華東區國外貿易管理局等的檔案。 （參見高曉林、夏洪海：《對建國初期私營工商業研究的思考——兼論上海私營工商業研究的重要性》，《學術交流》2005年第1期。）

這些數量可觀的檔案資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落實中央對資改造政策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工廠企業檔案和同業公會檔案的大量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使得研究者有條件更微觀更細致地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研究，觀察私企內部的生產經營狀況、勞資關系，企業外部同國家和國營經濟的關系，政治運動對私企的具體影響以及私營企業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換句話說，工廠、企業檔案的大量開放，使研究者能夠立足於私企自身來審視20世紀50年代的那場工商業改造，推動研究向更深入的方向遞進。

還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檔案數量龐大，但有些重要檔案資料卻並不開放。如華東區和上海市委的案卷以及一些涉及當事人的卷宗幾乎不對外開放，這增加了全面把握華東區及上海市如何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工商業政策的難度。同時，相對於民國時期的私營工廠檔案，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相關檔案不僅數量明顯不足，而且內容記載時有中斷，特別是工廠給上級單位的請示和報告常常是難見回函。這給研究者造成不小的困擾。

總的來說，60多年來，政府的工商業政策法令、領導人的文集文選、經濟檔案資料、地方志、文史資料、報紙刊物和回憶錄等的公開出版逐漸增加，各地檔案館中所藏的大量工商業檔案資料日漸開放，使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資料越來越豐富多彩，越來越翔實微觀，為系統、全面、深入和多角度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