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研究之回顧與反思【4】

三、存在的問題和尚待深入的領域

盡管關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總的來看，此項課題尚處在起步階段，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和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

首先，從目前學界關於公私合營原因的解釋來看，學者們對資本家交出企業原因的考察多集中在“五反”運動以后。那麼，從中共建政最初至“五反”運動這三四年間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境遇如何，這些情況同企業最終走向合營有何內在的必然聯系？換句話說，研究者似應更多地從歷史的長時段來審視和解釋公私合營的原因。

其次，很多學者致力於微觀考察具體私營企業在政府和工潮影響下的實際改變。這樣的實証研究具有相當的價值，也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是，尚有很多重要問題未能回答，比如，1950年中共調整工商業對私企的實際影響如何，是根本好轉還是影響有限？政府的加工訂貨怎麼在企業中具體進行的，對工廠的實際影響表現在哪裡？私企的稅收稅率和繳納方式如何改變的？“五反”運動后政府曾進行過第二次工商業調整，它對企業的影響和改變又在哪裡，是使其好轉還是加速其合營的腳步？資本家如何對企業進行調整和變革以適應新政權的，其成效如何，原因何在？除此之外，學界對一些問題的解答尚存有商榷之處，如：解放初期私營工廠的困難局面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很多學者強調國營經濟的影響，那麼，除了這項原因外，還有無其他社會經濟因素？有學者認為解放最初政府對私營工商業困難的解決措施是成功的，有學者持否定態度，那麼，政府所號召的遷廠、組建聯營、企業精簡等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呢？這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

再次，學界對於民族資本家的研究，目前尚多停留於就人物談人物的層面，未能做到將人物命運同其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進行有機結合。毫無疑問，資本家時刻關注其一手創辦的工廠和企業，企業的經營狀況同資本家自身的選擇和態度表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隻有將新政權建立伊始至公私合營這一歷史階段中企業經營狀況弄清楚搞明白，才能清晰有力地回答民族資本家對新政權的態度、選擇，進而深入解釋其交出企業的原因。

最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論著旨在講述具體企業或行業走向合營的過程。誠然，這樣的研究由於普遍使用企業檔案，使其較為真實可信。但明顯存在著以下幾方面的缺憾：其一，一部分論著幾乎是純粹的企業史研究，即描述企業或行業從新政權建立之初至合營所經歷的種種大事。往往較少同中央對資改造的政策相聯系，也較少與以往其他行業或企業史研究的相關論著相呼應。其二，很多相關論文雖冠名以私營工商業研究，卻旨在用個案的形式解讀政府工商業政策在各地或各廠的具體推行，而對企業自身真實狀況的考察並非研究的重心，多停留於表面。其三，從目前來看，大多數個案研究集中在對公私合營事件的探討，缺乏對新政權建立伊始至“五反”運動這幾年中企業狀況的翔實敘述。

總的來說，目前學界的相關研究存在研究角度單一的問題，即：學者們幾乎都從中共如何對私企進行影響和改造的角度進行思考。盡管部分個案研究成果也會較多地關注到企業主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但絕非立足於私企和資本家自身。換句話說，現有的學術研究未能做到從私企自身的角度去審視20世紀50年代的那場對資改造運動，自然便難以從私企自身生產經營的內在邏輯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這樣的研究難免隔靴搔痒。其結果是，許多至關重要的問題被忽略或得不到深入清晰的回答，更重要的是，由於研究視角所限，學者們對於私營工商業走向消亡原因的解釋也無法跳出中共對資改造這一固有的分析模式，若想取得較大突破，實屬困難。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藍克利、董曉萍的《現代商業的社會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一文。文章以北京百年老店成文厚及其經理劉國梁的經營為中心，注意商人理念與基層政府決策的微觀比較，從商鋪經營的視角考察北京商業活動所受到的政府決策的影響。作者認為，成文厚難以經營的關鍵原因在於劉國梁以小企業集體化為核心的經營策略，與新政府的大計劃經濟戰略目標終成對立物，他隻能在全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壓力下退出歷史舞台。筆者認為該文章的這一解釋頗有啟發意味，使研究者能夠從國家工業化的角度去思考新中國初期私營工商業消亡的原因。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中共所推進的工業化戰略同企業經營的矛盾是如何形成的？體現在哪些地方？為實現經濟戰略目標，中共是通過哪些具體措施逐漸地影響私營工商業，使其一步步地改變固有的生產經營模式的？藍克利、董曉萍的研究較多著墨於基層政府施策對商鋪經營的限制作用，相應地對政府高層工商業政策的變動關注不足，使得上述問題未能獲得更加圓滿的解釋。

通過回顧前人的相關著述，筆者認為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工商業的研究尚存在較大的空間。不過，若想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卻並非易事，至少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其一，研究視角應立足於私營工商業自身，從私企的生產經營脈絡去思考其消亡的原因。同時，又不能離開中央乃至地方的種種政策及政治運動的影響。其二，注意研究的長時段，既要注意還原從解放伊始到公私合營這一過程的完整性，又不能忽視民國時期私企的生產經營方式。換句話說，既要使人知道企業是怎麼變化的，又要使人明了它原來是什麼樣的。其三，應跳出中共對資改造這一固有的分析方式，更多地從中共所推動的經濟戰略同私企生產經營的角度思考私營工商業的命運。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分析研究能夠深化學界對新中國初期私營經濟消亡原因的認識。不過，最大的挑戰似乎依然是工廠基層檔案的開放程度和完整性。（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2010級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