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貫徹實施群眾路線的理論與實踐【3】

三、制定和建立一系列規定和制度，從根本上保証群眾路線的有效貫徹實施

為保証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提高黨員干部思想修養，推動黨員干部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風、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建立一定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規定，更為重要。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所說的：“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於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証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頁。）

為貫徹實施群眾路線，毛澤東倡導、要求制定和建立的規定和制度，約略說來，有以下七項。

一是下廠下鄉，調查研究。不脫離群眾，一個重要方面是政策符合實際，符合群眾需要。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實際，了解群眾所需，作好調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上強調：干部要經常下廠下鄉，“為工農服務，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兩片”（《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0頁。）。在19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提出：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採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4頁。）毛澤東在與一位省委書記的通信中甚至說：“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72頁。）在毛澤東的多次倡導下，干部下鄉下廠，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成為一時風尚。

二是蹲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對全黨來說，是一項新任務，經驗不足，知識不夠。因此，“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他批評說：調查研究，“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麼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33頁。）他肯定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到花縣一個生產隊蹲點兩個半月后寫的報告，而對許多沒有下去蹲點的干部則提出批評。毛澤東指出：不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是各級干部除少數人以外，在這次下去蹲點以前，根本沒有下去認真蹲過點，沒有作出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他們有些人不出辦公室，談不到視聽見聞。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點了，卻是蹲在基層干部、富裕中農、富農地主那裡。這些人是有視聽見聞的，可是隻視聽見聞了一方面，而對廣大的貧下中農，則根本沒有什麼視聽見聞。（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0頁。）

三是參加體力勞動。毛澤東認為，干部參加體力勞動，是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避免脫離群眾的重要途徑。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這個指示隨即在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在1957年4月27日為即將發出整風指示寫的中央給各省、部黨委指示信中指出：黨的另一通知日內也可發出，這個通知提倡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94頁。）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把鞍鋼經驗稱為“鞍鋼憲法”，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強調大搞群眾運動和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宣傳和推廣干部參加勞動的優秀典型。1963年3月，毛澤東為中央轉發的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重擬了標題：“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范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265頁。） 。1963年5月9日，他又為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寫了大段批語，指出干部參加勞動是“極端重大的問題”，要求對這個問題“在今年內進行幾次討論”，“逐步加深廣大干部，特別是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對於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的認識，減少許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292—293頁。）

四是整風。整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又一有效途徑。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已指出：整風“一年一次，冬季進行，時間要短，任務是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經驗，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錯誤，借以教育干部”（《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47頁。）。在1957年春部署整風運動的時候，毛澤東多次論述整風的意義、目的和方法。他在1957年3月18日濟南黨員干部會上指出：“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這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4頁。）接著，他又在3月20日南京黨員干部會上指出：“最好一年有這麼一回，開這麼幾天的批評會。”（《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6頁。）在毛澤東看來，整風不是臨時抓一下，而“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這樣，才能“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4頁。）

五是建立監督機制，重視人民來信。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群眾監督、黨內監督、輿論監督、民主黨派監督都提出了意見，作出了規定，建立了制度。他認為人民來信是接受各方面監督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別重視。早在1951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處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處理這些信件。”（《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64頁。）毛澤東本人非常重視對群眾來信的處理。1963年12月13日，毛澤東讀到內刊《群眾反映》上登載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給予生活出路》，即批示給上海市委負責同志：“此事必須解決。一定要使他們設法就業。即使暫時不能就業，也要支出一筆救濟費把他們養起來，以待逐漸設法就業。”並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閱知，說“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38—439頁。）

六是樹立先進典型。樹立先進典型，運用好人好事進行群眾路線的教育，也是毛澤東注意運用的方法。他在1953年初為中央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要求，在開展反對壞人壞事的廣泛斗爭達到一個適當階段的時候，就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參見《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第744頁。）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戰爭中涌現了黃繼光、邱少雲、羅盛教等英雄，工農業戰線涌現了孟泰、王崇倫、郝建秀、李順達、陳永康、王進喜等模范，科技戰線涌現出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等優秀專家，軍隊系統涌現了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等為人民服務的優秀個人或群體，干部隊伍中涌現出焦裕祿等典型，毛澤東或著文，或題詞，或賦詩，或發指示，要求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典型、學習典型的活動，激發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推動了良好社會風尚的形成。

七是反對特殊化。毛澤東歷來反對干部特殊化，曾作出若干規定。毛澤東一直強調，各級干部都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務員，同群眾同甘共苦。不許利用職權，使自己和自己的親屬享受特殊待遇。針對干部子女容易發生特殊化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32頁。）20世紀60年代中央開會，會上喝茶，個人要付茶錢，在茶杯下押兩角錢，成為與會者的一種習慣。

應該看到，群眾路線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群眾路線的貫徹實施必須確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必須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群眾路線同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民主作風、民主集中制密切相關。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密切相聯。在貫徹落實群眾路線方面，毛澤東為我們作出了示范和榜樣。在全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際，重溫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於群眾路線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意義。

〔作者程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