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與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2】

二、合理調整工商業與商務印書館的轉型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將“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作為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條件之一。毛澤東在會上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批評了“左”傾偏向。為貫徹全會精神，同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提出“發展人民出版事業”的基本方針：“公私出版業均應爭取條件，逐步實行出版與發行分工、出版與印刷分工和出版專業化的方針，並在出版總署的統一領導下統籌兼顧，分工合作”，國家對公私出版業實行“一視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8）【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647頁。】

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后，各級政府部門對私營出版業的幫扶政策陸續出台，如幫助解決編輯人員和新稿源缺乏問題﹔介紹銀行貸款﹔放寬對出版物內容的審定——在不違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無害於人民的原則下均准予印行﹔低價供給紙張﹔實施加工訂貨政策﹔國營和公私合營發行機構大力推銷私營出版社的出版物等等。這一系列舉措帶來了1950年10月至1952年私營出版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據統計，1950年私營出版社為184家，1951年即一躍而為321家，即增加了74.5％。（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572頁。】至1952年8月政務院頒布實施《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之前，僅上海市私營出版業即達391家，佔全國私營出版社總數458家的80％以上。（1）【《華東新聞出版局改組上海市私營通聯書店、連聯書店、童聯書店為公私合營發行企業的計劃》（1954年5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2-236-67。】如果單純從數量上講，這個數字創造了上海出版史上的最高峰。

“商務”作為全國最大的私營出版企業，政府的幫扶政策對其擺脫經營困境自然會產生積極作用。但是，“商務”不同於一般的中小出版社，它必須依循政府確定的“出版與發行、印刷分工”及“出版專業化”原則進行改組，以尋求走上“人民出版事業”的道路。實際上，當年有相當數量的出版社屬於皮包公司性質，工作人員少，沒有專門的編輯、發行機構，更談不上擁有印刷廠，往往編輯出版發行兼任，什麼讀物賺錢就出版什麼，靈活應變。而“商務”等大型出版社就不一樣了，機構健全，經營和管理體制延續了幾十年，所以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政策雖然也使其受益，但要在昔日的出版理念、出版物結構和經營機制的基礎上再造輝煌是不可能的，必須蛻變以適應新社會新時代的要求，概言之，即在接受政府幫助的同時，按照政府的要求進行調整、整頓和改革，實際上已經步入改造的道路。具體說來主要有：

1.變革發行體制，參與組建公私合營的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為貫徹出版社“逐漸擺脫發行和印刷工作，把發行和印刷的任務委托給專營的公私發行機構和印刷機構”的政策（2）【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647頁。】，出版總署以發行領域為切入點，積極推動對發行機構的整頓重組，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三聯書店、聯營書店等五家單位的發行機構以公私合營方式，合並成立了專業發行機構——“中國圖書發行公司”（以下簡稱“中圖”）。它是僅次於新華書店的全國第二大發行系統。面對政府的強力主導，“商務”內部盡管對參與組建聯合發行機構有不同意見，但領導層清楚地認識到與政府合作是大勢所趨，因而最終決定參加。（3）【謝仁冰：《我館怎樣走上人民出版事業的道路——在傳達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上的講話》，《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第379頁。】“商務”參加聯合發行機構對其扭轉經營困難有一定幫助，1951年“中圖”全年營業額為2053億元，相當於新華書店同年全部營業額的1/4。（4）【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2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215頁。】但“商務”從中所獲收益並無助於從根本上改善“商務”在教科書國營后各地分館（陸續加盟“中圖”）的虧損狀態。更重要的是，“商務”在“中圖”時期收縮發行而集中出版、印刷兩業的調整舉措已邁出解構編、印、發三位一體的組織模式的第一步。中華書局等亦如是。

2.調整出版方向，承擔國家加工訂貨任務。按照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確立的“出版專業化”原則，1950年10月28日政務院頒布《關於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要求出版總署“協助私營的大出版社確定專業的出版方向”，並建立與有關政府部門或人民團體的固定聯系。（5）【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643頁。】為貫徹這一政策，出版總署同“商務”代表多次商談，確定今后“商務”的專業化出版方向：以出版實用科學書籍為主，兼及兒童書和辭書。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書，文史舊存稿分別轉移給有關出版社，重印書隻限於《四角號碼新詞典》等語文工具書。據20世紀50年代曾供職於“商務”的趙守儼回憶，當時“商務”舊版書審查標准很嚴格，切毀者為數不少，“售完為止”算是命運最好的了。（6）【趙守儼：《五十年代商務整理出版古籍雜憶》，《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第395頁。】此后，“商務”逐步轉向以出版科技圖書為主。為此，“商務”積極爭取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及社團的指導與幫助，以建立穩定的供稿業務。如與中國科學院達成科技圖書供稿意向﹔利用原有教科書出版基礎和印刷技術，與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原高等教育部高等學校教材編審委員會）建立約稿和訂貨關系，承擔高等院校工科基礎課和基礎技術課教材的大部、理科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四種專業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1）【於卓：《商務印書館全面公私合營的前前后后》，《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第382頁。】﹔1953年又受衛生部委托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等等。這樣，通過調整和接受加工訂貨任務，商務印書館確立起新的出版方向，改變了過去的多元化出版戰略，實行“分別部門，各專一類”的出版方針。

新中國成立初期，私營印刷業的生產能力佔整個生產能力的90％。（2）【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新中國印刷業概況》，《中國出版年鑒（1980年）》，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4頁。】因此，組織私營印刷力，服務於新中國的出版事業，就有了某種必然性。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通過的《關於改進書刊印刷業的決議》規定：“各私營印刷廠應通過勞資協商，竭力維持和改進事業的經營”﹔同時建議“各機關團體一般不應自建新廠，其印件可交現有的公私營印刷廠印刷”。（3）【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0年）》，第652頁。】所以，整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出版總署對私營印刷業主要採取委托印刷形式實施加工訂貨。就商務印書館而言，相對於發行與出版的困境，所屬印刷廠則發揮其在設備和技術上的優勢，同新華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立聯系，承擔國家委托印刷任務，經營狀況尚好。

3.廢止總經理制，改組編審部。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模式，1903年商務印書館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資本與經營管理的分離，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組成董事會。股東大會休會時，董事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企業的經營方針及其他重大事項，對股東大會負責。董事會選任總經理，負責企業全面業務。“商務”的這種資本管理體系，賦予總經理資本運作的主體地位，具體執行股東大會的資本意志。總經理制作為依托資本運作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適應了出版產業化的運營機制，鍛造出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發展的巔峰時代。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私營金融業改造的啟動、資本市場的消解，“商務”資本運作的社會環境不復存在。況且這一企業管理方式，被打上“資本主義”的烙印，已不為新時代所接受。1950年總經理陳夙之因病辭職，“商務”董事會決定館務由經理謝仁冰、史久芸、協理韋傅卿及襄理張雄飛等合力主持，正式廢除總經理制，實行集體負責的管理機制。1951年1月，成立總管理處駐北京辦事處，處理總館事務。在上海設上海辦事處，重在清理全館財產。與此同時，在調整出版專業方向基礎上，著手整頓編審機構。1950年4月，在北京組建新的編審部，並由出版總署推薦九三學社負責人之一袁翰青主持工作。1952年6月出版總署指定商務印書館為中央級出版機構。同年8月，“商務”出版部遷京，與編審部合並，改組為編審出版部。

經過新中國初期政府主導下的初步調整和改組，商務印書館實現了自身的變革：一方面在出版印刷業務上對國家的依賴性增強。通過接受加工訂貨，企業經營業務逐步被納入國家計劃軌道，新稿源、紙張的分配均取決於同政府的關系。民國時期“商務”盡管也承接政府部門印件或訂貨，並且經營中極為注意獲得和利用政府支持﹔但其堅持一個立場：借重政府力量，但又不過分，注意自己作為商家的民間身份。（4）【王建輝：《出版與近代文明》，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3頁。】而新中國建立后，在“出版事業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出版事業的領導權必須操在人民政權管理下的國營出版業手中”的出版理念下（5）【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256頁。】，商務印書館必須靠攏政府，在企業組織、經營方式等方面向國營出版業看齊。另一方面，在國家“出版專業化”政策的主導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向已發生了重大轉變。民國時期，“商務”作為綜合性出版企業，出版物種類齊全，除教科書外，涉及哲學宗教、社會科學、古籍整理、語言、文學、科技、歷史、地理等領域，比較均衡。（6）【佚名：《商務五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第774頁。】但綜覽其50年代初期的出版物，古籍出版幾乎完全停頓，西學譯著銳減，代之大量出版介紹蘇聯經驗的政治經濟類圖書和包括數理科學、化學、天文學、地球科學、生物科學、醫藥衛生、農業、林業、工業技術、交通運輸等在內的高等及中等技術教育課本及一般自然科學類圖書。（1）【詳見《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949—1980）》（商務印書館，1981年）。】由此，“一個新的出版社已經初步形成”（2）【戴孝侯：《黎明前后——我在商務長期工作中的一個片段》，《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第3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