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與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4】

結語

商務印書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作為個案雖有其特定性，但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私營出版業特別是大型私營出版社的一般蛻變和轉型勢態。新中國建立之初，長期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教科書國營政策，新稿源匱乏，出版、發行與印刷分工和出版專業化的新體制取向以及其他時代因素的交互作用帶來的出版困境，不僅是“商務”而且是整個私營出版業均面臨的。當然，由於教科書在經營中所佔份額重、機構龐大等因素，“商務”的困難較之中小出版企業更為嚴峻。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后特別是同年9月全國第一屆出版會議后，在國家合理調整工商業的大政策下，私營出版企業有一個發展時期（比較短暫，大約1年半左右），“商務”等大型出版企業因此得益於體制的力量，經營困難狀況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緩解。就“商務”而言，在國家幫助下與政府機關、科研單位建立供稿關系、接受加工訂貨任務，逐步轉型為以出版大學理工科教材和科技圖書為主的出版企業，實現了專業化經營，並逐步與發行、印刷脫鉤，專一於出版。這實際上已經走上改造的道路，而且較之一般工商企業接受國家指導和管理的力度更強。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商務”率先實現了全面公私合營。其間，對公私合營的積極主動姿態、合營過程中編輯出版機構和人員的調整、清產核資等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機構健全的大型出版社的轉型過程。公私合營后的“商務”，從運營到管理實質上已經與國營出版社無異（與其他公私合營企業一樣，因股東繼續拿定息，所以還不是形式上完全的國營出版社，但這一點隻具象征意義）。至1956年6月，國家基本完成對私營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的全面社會主義改造。出版業作為一種文化事業，基本上形成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所有制結構。

與對待一般工商業有所不同，國家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對“商務”為代表的私營出版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便有較具體的設想且格外重視。而“商務”等大型出版社也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便希望得到國家的幫助甚至要求馬上公私合營。這主要是各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時代使然，也是計劃經濟理念和文化資源國家化觀念落實的結果。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基金項目《1949—1956年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08XNH049）的研究成果之一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