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初期工作重心轉移若干問題論析【2】

作者:劉海飛    發布時間:2014-05-12    來源:北京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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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重心轉移的基本原則——兼顧好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

在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會遇到一些陌生而棘手的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而處理這些復雜的問題的過程中,特別要強調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要兼顧好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這幾個方面。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戰略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良傾向,即開始有一部分人有些不重視農村起來,出現了城市與農村配合不好、城鄉脫節的現象。對此,西南局進行了揭示,鄧小平在他的《工作重心轉移的三個步驟》一文中指出:“幾個月來我黨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經驗。”但是在貫徹工作重心轉移戰略的過程中,有些同志沒有理解好中央方針,“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說先城市后農村,我們有些同志理解成為隻要城市不要農村,以為隻要城市工作搞起來了農村工作就可以跟著起來。”從而導致“大批干部擁擠在城市,在農村工作的同志也不願在農村工作,重視城市而輕視農村”。這樣的結果是“產生了封建的農村包圍相對發達的城市的現象”。具體表現在“農村不與城市合作,有些還封鎖城市,糧食困難影響各種物價飛漲﹔票子不下鄉,或者票子到鄉一下去買不到糧、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貨膨脹,糧煤不濟,人心惶惶不安”。[14]

華中局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1949年長江日報7月9日社論指出:自從七屆二中全會的方針公布以后,特別是當此勝利迅速發展、取得了不少城市以后,我們干部思想開始發生了某些極堪注意的問題。一種思想就是以為革命勝利了,從此應該享受一下,因此隻願意進城,不願意下鄉﹔隻願意做工業工作,不願意做農民工作。有這種思想的人,口頭上也可以贊成回到農民中去,實際上是害怕艱苦的,這種人就是在城市工作也不會把工作做好的。另一種情形則是機械地歪曲了七屆二中全會以城市為重心的決定,盡管他那裡沒有工業,或全部沒有或其中僅有極其微小的工業,他依然集中了最多的干部在城市裡,把領導的重心放在城市裡,一任廣大農村受盡惡霸土匪特務的殘酷剝削,甚至威脅群眾向革命進攻。[15]可以看出,對於干部思想的變化,除了以上指出的沒有正確理解好中央方針之外,還有一種主觀上逃避的因素存在。

而最早意識到干部這種思想變化並提出要預防的則是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他在回憶錄中提到:我在東北時,就發現一些干部有留戀城市傾向,不願到農村做艱苦工作,省委必須明確方針,才好統一干部認識、思想,以利工作。[16]

實際上,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工作重心要准備向城市轉移的時候,毛澤東就提醒大家:“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他指出:“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17]

應該說,中共過去把精力主要集中在農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現在要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城鄉兼顧上做好,既要把城市工作搞好,又不能忽視農村工作。這是因為中共作為一個即將在全國執政的政黨,已經不是當初那種隻顧在鄉村發展積蓄力量的政黨了,它將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但是怎樣兼顧城鄉呢?正如薄一波所說的,這是“一篇復雜的大文章”,[18]必須是兩個拳頭都要硬,既要抓好農村,又要抓好城市。根據華北的情況,薄一波指出:進城后鄉村仍然是黨必須關注的關鍵環節。

而在華中、西南、西北,由於情況的不同,各大區的領導人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要暫時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創造發展城市的條件和基礎。提出這一觀點的理由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人口所佔比例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后。無論是在華中,還是在西南、西北,農村人口均佔全國的大多數,一般都達到90%左右,而城市人口則比例相對較少。

第二,農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因為目前農村還是封建的農村。在當時來講,由於人民解放軍的不斷勝利,廣大農村在政治上是初步解放了,但實際的政治統治者卻仍然是表面上失勢的地主惡霸和反革命的殘余勢力,在經濟上則幾乎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裡。[19]所以需要進行清匪、反霸斗爭,做好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20]

第三,支援前線需要農村的配合。在過去,國民黨為了進行內戰,曾經在農村中進行過無數次的無情榨取,這就使得農村更加貧困,生產力低下,農民生活慘不忍睹。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物資的供應和原料的由來,這需要“解決大軍的糧食供應、運輸、和人力補充等問題”。[21]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發展農村農業是工業的基礎。這是最根本的因素。“沒有革命的鄉村,就沒有革命的城市”,“封建的鄉村絕對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沒有鄉村,城市是死的,成為一大包袱”,“孤立的城市,經濟是無法穩定的”。[22]

實際上,無論是華北局提出的進城后鄉村仍然是黨必須關注的關鍵環節,還是華中、西南、西北局提出的“要暫時把工作重心放在農村”,都是在強調將城鄉結合起來的重要性,二者都應該放在一個重要位置去權衡考量。

正是在上述統一認識的基礎上,一些大區作了動員,發出了廣大干部青年要“到農村去,到農民群眾中去”的號召。[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