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初期工作重心轉移若干問題論析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從而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轉移。[1]這次工作重心的轉移，產生了重要影響，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和建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學界對於這一次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研究成果比較多，但對於工作重心轉移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缺乏具體分析論述[2]，對此，本文擬對其作一些探討。

一、工作重心轉移的前提條件——接管城鄉，重點接管好城市，恢復發展生產

在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不斷取得勝利的過程中，對於城市的接管特別是大城市的接管上升到一個重要的日程，這也是要實現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對此，中國共產黨在不斷接管城市的過程中及時總結經驗，積累了一些很好的做法。

在中共對城鄉的接管上，從城鄉接管的時機來說，中共總的指導方針是：解放一地，接管一地，邊解放，邊接管。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提出了要早作准備，爭取主動。要在軍隊擊潰敵人之后，立即派人“全部地控制地區，站穩腳步，成立地方政權，組建地方武裝，安定社會秩序，宣傳、發動群眾，修復交通，籌集糧草，支援大軍作戰”。接管時機掌握的原則就是不留縫隙，否則“敵人則利用我們暫時困難與弱點，多方劫持群眾，糧草籌集不上，道路難以通行，妨礙了部隊前進，也給接管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難”。[3]

在城鄉接管組織上，為了做好大城市接管工作，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必須提前成立接管委員會，並由相當精干的力量組成。比如在接管天津時，早在1948年12月底，黃克誠就與黃火青帶領一批干部到達北京附近，與之前已經在此准備的黃敬帶領的一批華北干部會合。共同研究擬定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針以及軍管會組成人員名單。[4]在地方接管機構上，則應該以省為單位，由政府和軍區兩個系統組成，“政府系統按照行政區劃，自上而下，從省到區，組織各級政權機構﹔軍區系統，主要是以一部分主力實行地方化，組成地方武裝”。[5]

在接管城鄉的步驟上，鑒於解放戰爭的后期，已經改變了過去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即先佔領城市，再佔領農村，所以在接管上也是先接管城市，再接管鄉村。這是因為，在這個時候，隻要把城市接管好，那麼鄉村的接管就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一個事情了。當然，這並不是說，農村的接管就是可以完全忽略。鑒於此，西南局提出了一個方針策略：“重點是接管好城市，但同時必須派干部去農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6]

在接管城鄉的過程中，主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依靠力量的問題﹔一是對於舊政權遺留下來的機構人員處理問題。

在城市斗爭的依靠力量上，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就指出：“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7]由此可看出，在城市的接管上，毛澤東提出更多的是應該依靠工人階級，同時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它各方人士。而對於接管鄉村，各地都提出了要“依靠舊人員”、“依靠保甲長”。因此，“建立政權的干部隻派到區為止，有的次要區甚至暫時不派”。這是因為“在群眾未發動、下層無基礎”的情況下，不適合立即下命令取消保甲。另外由於形勢還處於“大軍過境，支前任務重，要糧要物資，非供應不可”。所以也“必須大膽利用保甲，大膽使用當地知識分子”。[8]

在對舊政權遺留機構人員的處理上，最基本的是毛澤東制定的總的指導方針：“原封原樣、原封不動”。在這個方針指引下，各地也制定了自己的方針政策。比如華中局，在總結華中和其他解放區經驗的基礎上，對鐵路、公路、水電、電訊、廠礦、金融、商貿、海關、稅務等企業部門和文化教育部門，實行了原封不動，原職原薪，維持現狀，派軍代表的方針，從而使得這些部門的工作，一般都沒有停止運轉。而對舊行政部門則打破原有機構，對原有公務人員，本著“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的精神，實行包下來，分別予以安插，或訓練學習的辦法。這樣，就使得這些人員也安下心來，沒有發生大的波動。對於農村，鄧子恢則提出：要大膽地採取暫時利用保甲人員，以便在過渡階段穩定社會秩序，減少混亂和破壞，並給保甲人員以立功自贖的機會，俟群眾發動之后，經過農民代表會議再逐步加以改造。[9]西南局則指出：“原來移交我方的人員一概要用，全部留下，原職不動。政權機關則量材錄用。”當然，由於保甲是封建勢力，所以也要區分好壞，而不是要“把自己耳朵封起來，把眼睛閉起來”，“我們可以召開農民代表會議來討論合理負擔，從中識別好壞分子，組成新的政權去代替保甲”。[10]在華北局，也提出了要區別對待原有的政府機構和經濟組織。[11]

在城鄉接收順利之后，只是完成了“接”的工作，但是接下來“管”的任務還很繁重，特別是在管理好城市上。

管理好城市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恢復發展生產。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12]在這裡，毛澤東提出，要學會抓主要矛盾，抓中心工作，要保証民生，滿足人民最基本最需要的東西，即認真恢復和發展好生產，從而贏得群眾對我們的擁護和信任。

對於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方針，毛澤東指出，要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全面政策。

毛澤東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強調抓恢復和發展生產特別是工業生產，對於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的重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指出：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