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中共對外交戰略的調整【2】

二、中共調整外交戰略的依據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共對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主要依據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國際格局及中美蘇三角關系的新變化、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發展方向、中國國際地位、國家利益和目標的深刻認識和及時把握及對中國正在堅持的外交戰略重新審視。

（一）國際格局及中美、中蘇關系的新變化是此次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客觀依據。80年代初，國際格局雖然仍是美蘇兩極對峙，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蘇聯在阿富汗戰爭中陷入了被動，國力削弱，對中國的威脅有所減弱。美國由於擺脫了越戰的包袱，實力有所恢復和增強，特別是裡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國威”的口號，增加軍費開支，實行強硬的對蘇政策，加劇了與蘇聯的爭奪，也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較量由此前的蘇攻美守轉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國作為國際格局中獨立於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塊頭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蘇任何一方，都會使國際戰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於國際局勢的穩定，而且對中國也不利。國際格局中的這種新變化使中國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審視並在外交上做出相應調整。

在美蘇關系趨向緊張的同時，中美、中蘇關系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中美關系出現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難和摩擦。先是美國在兩國建交后不久即通過《與台灣關系法》，對剛剛建交的中美關系造成沖擊。后是美國總統裡根入主白宮后，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幾乎引發中美關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發表“八一七”公報才使中美之間因美國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場危機有所緩解。中美關系經歷的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國一些勢力關於中國的一些片面看法，引發了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對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蘇之間露出一縷緩和的曙光。蘇聯為了應對美國的戰略攻勢，開始尋求緩和與中國的關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蘇關系發表講話，表示希望改善中蘇關系，呼吁中蘇應該實現關系正常化。中美蘇三角關系的這種微妙變化，為中國在美蘇間爭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機會。

（二）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方向有了新的認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國際局勢的判斷認為，由於帝國主義戰爭根源的存在，戰爭的危險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認為大戰危險已經迫在眉睫，並在國內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戰爭的准備。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領導人對戰爭問題的看法開始有所變化。雖然仍堅持“世界戰爭不可避免”，但不再認為“迫在眉睫”，而是強調有可能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干部會議上表示：我們有信心，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鄧小平在聽取軍隊同志匯報時指出：我看大仗幾年打不起來。美蘇兩霸在戰爭問題上，誰也不敢先發動。我們不要自己嚇唬自己，造成人為的緊張。[12]基於對戰爭可以被延緩的判斷，中國領導人考慮把反對霸權主義，爭取和平的環境作為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國家利益優先次序的變化是此次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又一客觀依據。國家利益是指主權國家全體人民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物質和精神要素的綜合。包括如下內容：國家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現在保護國家有形本體的存在上。包括維護本國領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來勢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這是一個國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國家的經濟利益表現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社會繁榮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現為主權獨立、國際地位及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現在意識形態的維護，歷史文化傳統的保持，民族認同感的確立和維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種國家利益在不同條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在一定條件下，當某種國家利益成為更緊迫實現的需要時，這種國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於其他種類的國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實行改革開放，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十二大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具體的戰略部署，提出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間，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13]中國要實現這樣的經濟建設目標，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的：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后的任務。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時間。[14]國家的外交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為國家的總體戰略服務的。經濟建設成為國家工作的重心，意味著發展利益上升為國家利益的核心。相應的中國外交目標也要從重點維護國家傳統的安全利益轉移到實現和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上來。

（四）“一條線”戰略在中國外交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首先，制約了中國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國外交上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受到一定的影響。“一條線”戰略與“一邊倒”戰略一樣，都是以戰略關系劃線。“一條線”戰略強調“聯美抗蘇”，突出了中國與蘇聯的敵對關系，美國卻利用其與中國的戰略關系與蘇聯又爭奪又對話，使中國在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居於被動地位。其次，“一條線”戰略不利於中國安全環境的進一步改善。由於中蘇相鄰，“一條線”戰略下，中國處於反蘇霸權的前沿陣地，使中國的安全環境受到挑戰。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採取“以蘇劃線”的做法，使中國與蘇聯集團、對蘇聯有好感及在中蘇間保持中立的國家的關系變得或敵對，或復雜化，或與中國疏遠，這對於中國安全環境的進一步改善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