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中共對外交戰略的調整【3】

三、中共調整外交戰略的歷史意義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共對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發展史上的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調整，這次調整不同於之前中國外交戰略由“一邊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條線”、“一大片”的調整，它是中國外交戰略思想、戰略目標及戰略途徑的全面調整，由此而確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中國經濟建設創造了相對有利的環境。

（一）中共對外交戰略的調整是中國外交戰略發展史上的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調整。本次調整不同於之前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它是對中國外交戰略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及戰略途徑的一次全面調整。新中國前30多年，雖然依據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中國外交戰略經過了“一邊倒”到“兩條線”再到“一條線”、“一大片”的調整，但這些調整只是戰略實現方式上的調整，中國外交戰略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及戰略途徑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新中國前30多年，中國的外交戰略主要是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指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淵源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思想。《宣言》把這一思想的基本內涵解釋為：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各國無產階級的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15]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思想提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際主義思想，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斗爭聯系在一起。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起，國際主義便是社會主義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一項基本原則。新中國前30多年的時間裡，國際主義也是中國的外交戰略的基本指導思想。期間，中國外交戰略雖然也是以維護和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為目的，但是中國外交決策者更多的是從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視角來理解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在國家利益中更多強調意識形態、階級利益。中國外交戰略的目標是維護國家的生存安全、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並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戰略途徑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敵人。十二大調整后的中國外交戰略，雖然仍包含一定的國際主義的內容，但開始把國家主義作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強調國家利益是中國外交的根本出發點，在國家利益中發展利益上升為國家的核心利益。調整后中國外交戰略的目標是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戰略途徑是通過開展全方位的外交活動，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和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因此，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所具有的裡程碑意義一樣，中共十二大所確立的外交戰略在中國外交戰略發展史上也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

（二）中共確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真正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中國實行獨立自主外交戰略克服了中國之前所實行的“一邊倒”及“一條線”這類結盟或准結盟戰略所存在的一些弊端，使中國能夠切實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捍衛國家的根本利益。美蘇兩國的爭霸是當時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中國對於兩個超級大國的爭霸行徑，不論發生在哪裡，不論是誰，都給予了堅決的反對。這大大增強了反霸的靈活性和斗爭效果。如蘇聯對越南在東南亞地區搞霸權活動的支持及對阿富汗的入侵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對此，中國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反對蘇聯的霸權行徑，並把蘇聯放棄這種霸權活動作為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兩大條件。中國對於美國在加勒比海及南美的霸權行為也進行了批評。這就有力地制約了霸權主義和破壞世界和平的行為，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同時，中國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准則處理國家關系，把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放在首位，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堅決抵制任何有損於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行為。

（三）中共確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為中國經濟建設營造了一個相對有利的環境。在獨立自主外交戰略的指導下，中國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都得到了發展。中美關系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兩國關系總體上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主要表現是兩國領導人互訪增加，從1984-1989年，兩國高層互訪不斷。兩國經貿關系也在不斷加強，到1988年，中美貿易總額達到100.4億美元，美國已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佔當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16]中美關系發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國在高技術、軍事領域裡前所未有的合作與發展。如：1983年6月21日，美國政府宣布放寬對華技術出口的新規定，將中國從美國出口管制類的P組國家改為V組，把中國列入了與美國友好的非盟國一類。[17]11月，美國政府又發布對華技術出口具體指導方針，同時宣布取消向中國出口價值達20億美元的尖端技術產品的限制。[18]1983年9月以后，中美兩國軍事領導人多次進行互訪。中美兩軍在兵種、軍事指揮和后勤等領域的交流也逐步展開。其中特別是在1986年11月，美國第七艦隊司令萊昂斯上將率3艘軍艦訪問了青島，[19]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訪問中國的美國艦隊，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同時，中蘇關系也逐步緩和，並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中國政府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講話，並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對此做出了正式回應，表示：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系，並採取實際步驟解除對我國安全的威脅，中蘇兩國關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20]從1982年10月，中蘇兩國就消除影響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問題進行了12輪的政治磋商。期間，兩國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發生在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葬禮外交，為雙方高層接觸創造了條件，進而為推動兩國關系改善創造了良好的氛圍。與此同時，兩國之間的一些重要往來也逐步恢復。1984年9月，中國外長吳學謙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借出席第39屆聯合國大會之機，在紐約舉行了會晤。[21]1984年底，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正式訪問中國，雙方簽訂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的協定》。[22]1985年7月，中國副總理姚依林訪問蘇聯，雙方簽訂了貿易協定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23]1989年2月，經過雙方的努力，阻礙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基本得到解決，同年5月，兩國關系正式實現正常化。蘇聯作為一個對國際局勢有著關鍵性影響力的超級大國，同時又是中國的鄰國，中蘇關系的改善使蘇聯對中國北部安全的威脅逐步減輕，這就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

中美關系的發展促進了中國與美國結盟的西方國家如日本、西歐國家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與他們、特別是日本經貿關系的發展，對於緩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資金、技術需求上的壓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隨著中蘇關系的改善，中國與蘇聯的盟國及友好國家的關系也得到了改善，特別是蘇聯亞洲盟友如蒙古、老撾及越南關系的逐步改善，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開始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需要指出的是，本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從中共十二大開始后，經歷了一個持續發展過程，前面所談新的外交戰略內容的發展與完善即反映了這一過程。因而，本次調整的成效是逐步顯現出來的，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雖然開始與美國拉開距離，但“一條線”外交戰略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仍然比較大，中蘇兩國關於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前8輪政治磋商之所以進展緩慢，蘇聯方面原因固然是主要的，但中美准結盟關系的影響也是一個主要的方面。80年代中期，本次外交戰略的調整基本完成。此后，中國全方位外交取得的成就開始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