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經濟學界對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思考【3】

三

新中國成立前后，隨著對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研究的深入（當時出版的關於研究東南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著作有周光岐：《東南歐新民主國家》，時代出版社，1949年﹔石嘯沖：《東南歐新民主國家史綱》，棠棣出版社，1949年﹔〔蘇聯〕吉格文採夫等合著，雷兮、草嬰等譯：《新民主在東南歐》，上海時代社，1948年﹔陶大鏞：《戰后東歐的經濟改造》，中華書局，1948年﹔《新民主國家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48年﹔秦可紅：《新民主主義與新民主國家》，知識書店，1949年﹔等等。），不少學者不僅對東南歐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異同作了對比分析，還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國際性和普遍性問題展開了探討。這對豐富新民主主義理論認識，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關於東南歐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異同，沈志遠的看法極有概括性。他認為兩者在基本性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的產物，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其差異點“基本和主要地乃在於經濟（生產力）發展水平底高低上，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底參差上”。一般說來，東南歐由於歷史條件不同，其“資本主義在全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卻一般地都要高於中國。東南歐各國的經濟，盡管基本上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這兩重性質，可是這兩重性在程度上卻又一般地都要低過中國”，因此，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和一般的私有個體經濟的方式等政策上，其與中國也必然存在差異。在他看來，這兩者實際處於新民主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可以說是新民主主義的兩種不同類型，他將其稱之為“東南歐式”和“中國式”。（沈志遠：《新民主主義經濟概論》，第6—8頁。）

陶大鏞是當時中國對東南歐新民主主義經濟最為關注、最有研究的學者。1946年至1949年，他在英國訪學期間，著重考察了東南歐的新經濟問題，認為戰后的歐洲，最具新時代歷史色彩的內容，就是新民主主義。東歐的變化，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於是，他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實際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其中在《中國的解放與東南歐》一文中，他從質和量兩方面分別對中國與東南歐國家作了比較，認為從質的方面去考察，東南歐諸國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都處於同一個歷史階段：兩者都產生於帝國主義時代，都處於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革命進程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驟。而從量的方面來考察，他認為從資本的有機構成、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新民主主義的基本國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資源等方面來看，中國的土地改革，應該比東南歐激進，至少也不應落在其后﹔中國的國有化進度，則似應比東南歐溫和些。總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要比東南歐諸國拖長一點。他特別強調，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遠不如東南歐諸國，新中國的國有化決策決不能操之過急﹔除將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全部收為國有外，對中小資產階級的產業資本，最初應任其發展，將來再逐漸收歸國有不遲。（陶大鏞：《新民主主義經濟論綱》，第241—247頁。）

對此問題，沈志遠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在向社會主義轉化的過程中，與東南歐國家隻需經歷一個階段不同，而須經歷“兩個階段”：“一個是替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准備物質前提的階段﹔一個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前者是完成新式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民主革命建設任務的階段，是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及奠定國家工業化為基礎為中心目標的階段，也就是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的階段”，而后一階段，卻是直接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及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就其對於私人資本主義及一般的私有個體之關系而言，這一階段的基本任務，是要限制和排擠資本主義成分而朝著消滅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對於農民個體經濟則採取各種合作的方式，把它逐漸改造為集體經濟。（沈志遠：《新民主主義經濟概論》，第9—10頁。）

沈志遠強調，由於當時中國經濟的落后性，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必須從第一階段做起，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並且由於私有成分的大量存在，在相當長時間裡絕不能脫離生產的無政府性，而隻能在基本上控制這種無政府性，不能像東南歐那樣，一開始就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而隻能替這一過渡准備條件、創造前提，也就是說，首先是要集中全力克服中國當時經濟的落后性，把凋敝殘破的國民生產力恢復和發展起來，替日后國家工業化奠定基礎（沈志遠：《新民主主義經濟概論》，第9—10頁。）。

毋庸置疑，上述沈、陶等學者的有關論述，都是對毛澤東“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在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等重要論斷的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頁。）。

值得關注的是，與該問題相互表裡，這一時期學界還特別注重闡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所處的特殊世界歷史背景，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並強調其具有一種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性問題。這一問題，與前文所提到的新民主主義究竟是否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或歷史階段的問題，也緊密相關。以往有關新民主主義思想史的研究對此均有所疏忽，但它是此時新民主主義理論思考不容忽視的突出方面。

早在1940年，方耀、丁宗恩、列御寇三人在其合著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前途》一書中，就曾從“國際性”角度間接涉及新民主主義的世界性問題。其中丁宗恩所寫的第二章“新民主主義與國際革命運動”指出：“新民主主義，嚴格地說，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的落后國家內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性革命的歷史特點”，而“新民主主義的命題實在是在由列寧的理論所預見和充實的”。書中強調新民主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主義”，“新民主主義的國際性和民族性不但不相矛盾，而且是通過了這一時代的歷史特點而統一的”。丁宗恩甚至認為“蘇聯是新民主主義的保姆”，“假如新民主主義沒有了國際主義，它就不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舊民主主義了”。（方耀、丁宗恩、列御寇：《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前途》，1940年北社印行，第53—88頁。）

長期以來，史學界和理論界在研討中國新民主主義思想史時，幾乎從不曾提到方耀、丁宗恩等著《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前途》一書，以及上述丁宗恩所作出的重要思考。實際上，強調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蘇聯來源部分及其所具有的某種普遍性，未必有損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的獨創價值，反而更有助於全面准確地把握其歷史特質。

新中國成立前后，李勉進一步探討了有關問題。他在《新民主主義本質論》一書中反駁了那種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看法。他強調，在當時的世界上，實際已有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七個新民主主義國家。此外，還有中國、朝鮮、越南等或已建國或即將成為新民主主義國家，“這鐵一般的事實，已經足以証明，把新民主主義看做缺乏全世界的普遍性的認識是如何的一種錯誤的認識！”

不僅如此，李勉還認為，“連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新民主主義國家具有這樣大的世界普遍性”。因為落后的封建社會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由於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發展已經不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因而“資本主義就大大減少了它的全世界的普遍性，甚至還沒有新民主主義國家具有這樣大的世界普遍性”。他明確表示：“我們應該反轉來說，新民主主義在今天的世界范圍內是一種頗為普遍的社會形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言則是必然要經過的歷史階段。正惟其頗為普遍，正惟其是特定社會必然的歷史前途，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是一個獨立的特定的歷史階段。”(李勉：《新民主主義本質論》，第78—79頁。)

由此認識出發，李勉還專門批評了侯外廬類似沈志遠那種將東南歐與中國視為新民主主義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觀點，認為其屬於“二元論”，完全忽略了東南歐和中國新民主主義共同的時代背景、歷史前提、革命任務和經濟構成等根本上的一致之處，而舍本逐末地“夸大了兩者之間的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李勉：《新民主主義本質論》，第55—56頁。)。

陶大鏞也反復強調，新民主主義並非空想、也並非中國才獨有的社會經濟體制，“到今天，新民主主義不只是美麗的希望，它已化為動人的現實了。在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大地上，新民主主義不但吐了苗，且已生了根”。（陶大鏞：《新民主主義經濟論綱》，第3頁。）可見，這種認識在當時中國的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並不只是一種個人化的見解。

筆者以為，不論是丁宗恩所闡釋的新民主主義之“國際性”，還是李勉、陶大鏞所強調的新民主主義之世界“普遍性”或一定范圍的“普遍性”，都構成了此期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思考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以后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經由一個類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可以說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落后國家走向真正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后來紛紛解體，追根溯源，與這些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路途中，忽視了其經濟文化仍然落后、亟須發展經濟的任務，未能很好地解決國家內部落后的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需求不斷增長的矛盾問題，實不無重要關系。

本文主要圍繞經濟學家的論述，從幾個核心問題出發，對新中國成立前后新民主主義的宏觀理論思考進行了大致的梳理和分析。實際上，當時經濟學家的有關理論思考還部分地體現或包蘊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的許多具體認知和論析之中，如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像“富農經濟”）、多層面的經濟原則，以及計劃性與市場規律的互動與運行特點等等的認知與討論，就都不同程度地凝聚了其有關思想的智慧和時代局限，有助於今人從整體上把握當時新民主主義宏觀理論思考的廣度、深度和特征。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