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抉擇【2】

 如何正確把握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

記 者：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把堅持黨的領導列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首要原則，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証。您怎麼認識這個問題？

曲青山：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堅持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則是歷史和人民作出的決定性選擇。中國近現代史和我們黨的歷史清楚地表明，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富強和文明，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無可替代，就是中國共產黨！

1840年以來，無數志士仁人探索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道路，最終都失敗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從一個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的兩大歷史任務。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中國各個階級、階層及其政黨都曾登上中國的歷史舞台，都或多或少地推動了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但都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完成兩大歷史任務。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現在很多人所說的憲政，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自清末以來，包括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中國人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沒有搞成功。辛亥革命后，在中國政壇一度出現了大大小小300多個政黨和政治團體，以至於有一個史料記載，當時在北京，人們相互見面，不是問一聲吃飯了沒有，而是問你加入了什麼黨派。可見當時的政黨派別之多，但是這些政黨最后都是曇花一現。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催生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隻有50多名黨員、13個代表，沒有一句話的新聞報道，開會時暗探闖入，使會議中斷，被迫轉移到嘉興的南湖繼續開會。13個代表，年齡最大的何叔衡45歲，年齡最小的劉仁靜18歲，平均年齡28歲，正是毛澤東這一年的年齡。就是這樣一個政黨的成立，成為中國歷史開天辟地的大事件。雖然剛成立時我們黨很小，但是完成兩大歷史任務的目標很明確，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方向也很明確。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國社會狀況和特點，經過艱苦的探索和實踐，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沿著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經過28年的奮斗，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標。完成了第一個歷史任務以后，我們黨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取得了在中國執政的資格，也就是現在有些人常說的執政的合法性。

解決13億人民溫飽問題和初步建成小康社會，也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開始為第二個歷史任務即國家富強、人民富裕而奮斗。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黨提出以蘇為鑒，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不懈探索。這是一條新的道路，我們黨做的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們黨走了彎路。歷史辯証法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總是伴隨著成功和失敗兩個方面。成功的經驗是可貴的，失敗的教訓也是可貴的，失敗的教訓在一定的意義上比成功的經驗還要可貴。就像鄧小平所說：“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關鍵是能不能正視失敗，能不能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能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能不能自己再站起來，能不能把失敗化為繼續前進的動力。如果沒有做到這些，就會失去生命力，注定要被淘汰。別人來糾正錯誤和自己糾正錯誤是不一樣的，別人糾正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糾正，証明自己還有活力。我們黨自己糾正了自己所犯的錯誤，在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毅然決然進行改革開放，實現了我們黨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覺醒。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各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盡管現在正如鄧小平1993年同他的弟弟鄧墾所說的那樣，發展起來的問題不比沒有發展的問題少，但這些問題畢竟都是發展中的問題，而我們黨執政取得的成績單擺在那兒，是實實在在的。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是我們黨為我們國家、民族、人民所立下的又一個大功勞。由此，我們黨又進一步獲得了執政的資格或者說執政的合法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接過歷史的接力棒，以黨的作風建設作為各項工作的切入點，從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開始，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進改革開放，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大反腐敗力度，著力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了新的進步，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近幾年，中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要引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現在更是高達30%。世界各國都看好中國，都想搭中國的便車。我們黨提出了中國夢的重要戰略思想。中國夢不僅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追求尊嚴的保証、事業的成功、價值的實現。我們已經告訴人民，隻要相信我們黨，我們黨就一定會帶領人民實現這些夢想。

回顧我們黨90多年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我們黨在承擔兩個歷史任務的過程中，做了三件大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說明“90年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一道頑強拼搏、接續奮斗的結果”。第一件大事革命，是為了“救國”﹔第二件大事建設，是為了“興國”﹔第三件大事改革，是為了“強國”。它們共同成就了我們黨的偉大歷史貢獻。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確立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由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証，也就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了。

記 者：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您如何認識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之間的關系？

曲青山：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必須毫不動搖、一以貫之地堅持。

黨的領導是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和實施依法治國的動力與保証。隻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剛才，我已經從黨史的角度，對此作了詳細的闡述，這裡就不展開講了。

人民當家作主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基礎和目標。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國的國體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本質上是一致的。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如果黨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就背離了黨的宗旨，違背了黨執政的目的，腐化變質了。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証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証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

依法治國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有一種觀點認為，法律是人類最大的發明，別的發明使人類學會了如何駕馭自然，而法律使人類學會了如何駕馭自己。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新中國成立60多年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在廢除舊法統的同時，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抓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后來，受極左思潮和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遭受嚴重挫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始終把法治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來考慮、來謀劃、來推進，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基本方式，而革命戰爭年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方式不可繼續，人治不能保証國家長治久安，單靠政策也不行。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我國是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我們黨在這樣的大國執政，要保証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都需要用好法治這個方式。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國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之重前所未有，面對的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人民群眾對法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黨中央議事日程，在這次全會上作了全面部署。

記 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一致的。但是，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卻迅速出來潑冷水，說什麼由中共來領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自相矛盾的”﹔國內也有人再次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詰問。您怎麼看“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命題？

曲青山：談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很多人自然而然就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我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有人提出來了。現在國內外仍有不少人老拿這個說事。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在國內外媒體報道中，不少都圍繞這個問題展開討論。這個問題，到底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值得深思。我認為，對此進行辨析，是正確把握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關系的關鍵。

關於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這“三統一”和“四善於”，是對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關系的高度概括、提煉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我再做一個簡要的概括，梳理出以下幾點初步的認識：

第一，領導的關系。黨要把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成為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憲法和法律，實現黨的主張同人民意志的有機統一，引領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黨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領導立法、保証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確保依法治國的正確政治方向。

第二，統一的關系。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它確立了黨的執政地位，賦予黨治國理政的責任和使命。黨章是黨內的根本大法、管黨治黨的總章程，它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以執政黨綱領保証憲法和法律的實施。

第三，銜接的關系。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各有優勢，都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方式。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國家法律是黨的政策的定型化。黨委重大決策要把合法性作為必經程序，實踐証明行之有效的政策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從而實現政策與法律的有效對接和統一。

第四，遵守的關系。黨必須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廣大黨員特別是“關鍵的少數”的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做遵紀守法的模范，決不能打法律的“擦邊球”、搞“越位”。 依法治國沒有法外之地、法外之民，任何組織和個人違背憲法和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第五，遞進的關系。國法是所有公民的行為底線，黨紀是對黨組織和黨員立的規矩。國法高於黨紀，而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先進性要求，又決定了黨紀嚴於國法。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不僅要模范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紀以更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宣誓入黨，就意味著主動放棄一部分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就必須多盡一份義務，就要在政治上講忠誠、組織上講服從、行動上講紀律。黨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放棄的要更多，責任和擔當要更大。比如，“通奸”，現在中紀委通報的案例上已經廣泛使用這個詞了。通奸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但道德上是要受譴責的，黨紀是不允許的。

通過以上幾種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關系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把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對立起來、割裂開來。分析究竟黨大還是法大，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從領導的關系來看，在中國，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如我在前面所講的，這是歷史和人民作出的決定性選擇，是憲法明確規定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黨最大。但是，從統一關系、遵守關系來看，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者、組織者，黨又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黨員領導干部，無論職務高低、權力大小、貢獻多少，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都必須牢記法律紅線不可觸、法律底線不可越，自覺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和權利、履行職責和義務。在這個意義上說，法是最大的。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們黨是唯一的執政黨，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一致的，是分不開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這和西方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國家多是兩黨制或多黨制，不同的政黨輪流上台執政，你方歌罷我登場，在那種情況下，法當然是最大的。

在不講條件、不設前提的情況下，直接詰問“黨大還是法大”，我認為是一個偽命題，不成立。這樣提問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他們是以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標准來衡量我們，一些不了解情況、不了解歷史的人也隨聲附和。如果順著這些人的思路走，不管怎麼回答，都會落入陷阱。如果回答黨大，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還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獨裁。如果回答法大，他們就會以此為突破口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開放黨禁、開放輿論、軍隊國家化。這樣很容易在一些干部群眾當中引起思想混亂，產生社會動蕩的嚴重后果。

黨的領導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是否堅持黨的領導，是區分中國法治道路和西方法治模式的分水嶺。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提出來的，把依法治國上升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們黨提出來的，而且我們黨一直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推進依法治國。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那種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對立起來，認為堅持法治就不能提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就不能提法治的看法，實質是按照西方法治理論的邏輯來觀察中國問題，是站不住腳的，是十分有害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而絕不是削弱黨的領導。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決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動搖。這一點，要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講，向干部群眾講清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記 者：除了“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社會上還經常發出“權大還是法大”的疑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曲青山：“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實際上是從“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衍生出來的，是對一些社會現象作出的概括。受長期封建社會人治傳統的影響，“黨大”容易轉化為“權大”。過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正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所說的，由於種種原因，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不同程度上廣泛存在，由此產生權力濫用，造成很大的危害。今天，仍有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黑頭（法律）不如紅頭（文件），紅頭不如筆頭（批示），筆頭不如口頭（命令）”，老百姓這樣諷刺社會上某些權大於法、違法行政和以權壓法現象。這些都成為腐敗的根源、特權的溫床，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社會主義法治的尊嚴和權威受到挑戰。

我認為，“權大還是法大”這個命題是成立的，答案絕對是法大，而不是權大。不受約束的權力要產生腐敗，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很要害的問題，就是公權力是否得到有效約束、手握公權力的人能否依法辦事、憲法和法律是否不折不扣得到遵行。必須以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針對種種權力濫用的現象，我們黨意識到主要是因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存在弊端，一直在努力改革，不斷加強制度建設。提出依法治國，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我們黨在治國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不是在別人壓力下做的，實際上是我們黨對自身權力的一種規范和約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抓緊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當前，由於持續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不敢腐”已初見成效。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逐步形成不能腐的制度體系，把籬笆扎得更緊，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切實做到法定職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我們還要不斷增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強化宗旨意識，牢固樹立“三個自信”，最終實現“不想腐”。

記 者：《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請您談談依憲治國、依法治國與西方憲政的區別？

曲青山：憲法是法治國家的標志，沒有憲法，就不可能實行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是所有法治國家趨同的政治選擇，但這並不等於說，不同國家的依憲治國，就必然顯現出面目完全一樣的政體狀態。西方憲政只是強調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輪流執政、集團分利。而我們國家的依憲治國，是從維護憲法尊嚴、保障憲法實施意義上，對黨領導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的高度概括，是一種基於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高度統一、鼓勵國家權力為人民謀福利的積極的制度安排。我們要避免按照西方憲政的含義來套解依憲治國的提法，避免把依憲治國與西方憲政混為一談。

依法治國與西方憲政存在著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差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走對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一條貫穿全篇的紅線，就是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一核心要義的提出，指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從根本上劃清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與西方憲政的本質區別。

現在，社會上對我國法治建設應該走什麼路的雜音噪音還不小。一個時期以來，圍繞著憲政等問題，國內外一些人議論得很熱鬧。有些人大肆渲染西方法治觀念和法治模式，認為隻有走西方憲政之路，即搞多黨制、三權分立才能實現法治。這實質上是鼓吹走西方資本主義的法治道路，企圖從法治問題打開缺口，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圖謀注定是要失敗的。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法治道路，是由這個國家的國體政體、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內容，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為根本遵循，這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客觀地位決定的，也是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必然要求。我們說包括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得對、行得通，不是哪個人的主觀判斷，而是實踐作出的有力回答，是歷史得出的深刻結論。我在前面說過，中國選擇自己獨具特色的道路，是大浪淘沙的結果。近代以來，中國試穿了各種各樣的“鞋子”，甚至想照搬西方制度的“飛來峰”，但最終都沒有成功。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切。我們黨帶領人民艱辛奮斗，經歷了很多曲折和坎坷，戰勝了一系列風險和挑戰，在探索中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好不好，走在這條路上的人最有發言權。上世紀80年代初，我從大學畢業，在宣傳部門工作。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各方面還很困難，老百姓容易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誤解，容易接受“西化”的影響，一些人在我們宣講的時候提出各種各樣尖銳的問題。我那時候很年輕，感覺有的問題真是回答不了，說服不了人，有時候自己也很困惑。1987年初，單位傳達了鄧小平同外賓的一次談話，其中有一段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正因為斗爭是長期的，所以我們不搞運動，主要是進行教育。既是斗爭的過程，也是說服教育的過程，但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從那時候到現在，還不到30年，當時回答不了的問題，現在都已經能夠用事實理直氣壯地回答了。老百姓從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持續改善中、從國家面貌的巨大變化中、從充滿希望的憧憬中，切身感受到這條道路的正確性，發自內心地擁護這條道路。有了億萬人民對這條道路的堅定信心，我們更加有理由、有底氣繼續走好這條道路。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問題上，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自信和定力，絕不搞全盤西化、照搬照抄。

記 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號角，也向全黨提出了從嚴治黨、依規治黨的明確要求。您如何認識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的關系？

曲青山：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有法度。隻有從嚴治黨，把黨管好治好建設好，國家才能治理好。社會上有人提出，當代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但歷史是發展的，世界是變化的，不能無條件地要求人民群眾“從一而終”。事實上，我們黨從來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在執政地位問題上始終保持著憂患意識和清醒頭腦。我們黨一再強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黨取得了執政地位，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當前，我們黨是一個有著8600多萬黨員的大黨，肩負著帶領13多億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巨任務，面對著各種挑戰和風險。60多年的執政實踐表明，黨要經受住這些考驗、承擔起人民和歷史賦予的重大使命，必須切實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純潔性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拒腐防變能力，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堅持這樣做，我們黨就能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新形勢下黨對自身提出的更高要求，是提高執政能力、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大舉措。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從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兩個緊密聯系的方面同時進行，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依法治國必先依規治黨。黨規黨紀是管黨治黨建設黨的重要法寶。隻有黨自身確立起嚴格的制度、嚴明的紀律，才能把黨建設好、管理好，也才能引導全社會遵守規范、踐行法治。這就需要按照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要求，提高黨內法規執行力，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切實解決管黨治黨失之於軟、失之於寬的問題。革命戰爭年代，我們就是靠嚴明的黨規黨紀維護黨的集中統一，保持黨的凝聚力、戰斗力。黨取得執政地位后，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共同成為黨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重器。經過近百年的實踐探索，我們黨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完備、層次清晰、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這個制度體系包括黨章、准則、條例、規則、規定、辦法、細則，體現著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先進性要求，使管黨治黨建設黨有章可循、有規可依。要充分發揮這一政治優勢，嚴明黨規黨紀，以嚴的標准要求黨員、嚴的措施管住干部，確保黨規黨紀成為剛性約束。

依規治黨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指出：“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決定》指出：“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這就直接闡明了黨內法規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黨內法規執行得好，法律法規就能得到較好遵守，法治建設就能順利推進﹔如果黨內法規執行不好，法律的權威也樹立不起來，依法治國也就無法實現。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把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之中。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現有黨內法規制度中存在的系統性整體性不足問題明顯，與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還有很大差距，制度執行不力問題也十分突出，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任務十分繁重。要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的要求，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統籌推進，確保到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帶頭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隻有黨員領導干部帶頭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才能把依法治國理政、依規管黨建黨的要求落到實處。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堅持依法用權、自覺接受監督。黨員領導干部在遵守黨紀國法上要嚴上加嚴，受更多的約束、負更重的責任、有更大的擔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權力的籠子隻會越來越緊，制度的籬笆隻會越扎越密。黨員領導干部絕不能心存僥幸，否則，必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查處50多名高級干部的事實再次証明，在中國，黨紀國法是帶電的“高壓線”，決不容逾越。社會上一些人發出雜音，說什麼“不反腐敗要亡國，真反腐敗要亡黨”，這是無知的謬論，不值一駁。真反腐敗不僅不會亡黨，而且能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黨更加堅強，更加有力量。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反腐，深得黨心、民心、軍心，大大提升了黨在人民群眾當中的威信，大大增強了“三個自信”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老百姓在網上的帖子，和前幾年大不一樣，對黨對國家充滿了希望、充滿了信心。我們黨現在有著無比堅強的戰略定力，不管是捧殺還是罵殺都不會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