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抉擇

編者按：當前，全黨全國正在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強調，四中全會精神的宣傳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必須堅持正確導向，准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等重大關系，有針對性地回答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干部群眾的深層次思想問題。對於黨史部門和黨史工作者來說，更應該聯系黨史研究工作的實際，更加深入地學習和認識四中全會的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更為深刻地理解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新部署，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黨史研究領域中的依法治國問題研究。為此，《中共黨史研究》雜志就社會各界，特別是黨史工作者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對中紀委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進行了專訪。

如何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記 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吹響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軍號。您是如何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的？

曲青山：認識和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可以有多種角度，可以做出多種多樣的概括。作為一名黨史工作者，我想著重從黨史的角度談一點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初步認識和體會。我以為，運用歷史的方法，從黨史的角度認識和闡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是有說服力的。無數事實表明，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關於歷史功效的問題，毛澤東說過這樣兩句至理名言：“隻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還有人曾說，對於未來的判斷，歷史學家能預見30年，政治家能預見20年，企業家隻能做3年至5年的規劃。為什麼歷史學家能預見30年？關鍵是他有歷史的眼光，而歷史的眼光是有穿透力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給我最突出、最強烈的印象和感受就是講歷史、看歷史。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運用“古今中外”歷史法，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可以揭示現實，昭示未來。由此可見，以歷史的方法講問題，看問題，闡述問題，對問題講得清，看得准，闡述得透。從歷史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是如此。

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中央全會把依法治國作為主題，由中央全會審議通過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都是第一次。我認為，這是一件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大事，既是立足於解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中的矛盾和問題的現實考量，也是著眼於長遠的戰略謀劃。

記 者：從黨史的角度看，您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有哪些重大意義？

曲青山：從黨史的角度出發，可以從兩個維度具體來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一個是從近期看，認識它的重大現實意義﹔一個是從長遠看，認識它的深遠歷史意義。

深刻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需要從黨的十八大談起。大家知道，黨的十八大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個目標是我們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中的第一個“一百年”目標，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已經確定的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如何向這個方向前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接下來就需要解決動力問題和保障問題，這就成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主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主要解決的是動力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主要解決法治保障問題。從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的決定來看，二者關系十分密切、不可分離。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具體涉及330多項內容。四中全會講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涉及改革的內容，具體有180多項，這些內容可以說是三中全會精神在法治建設領域的細化和具體展開。因此，十八大精神是總源頭，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是姊妹篇。正像我剛才講的，黨的十八大的主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主題都有一個關鍵詞——“全面”。三個“全面”是辯証統一的，是層層遞進的。如果用一隻鳥和一駕車來形容的話，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鳥的軀干和車的主體，三中、四中全會的兩個“全面”則是鳥的雙翼和車的兩輪，是圍繞著第一個“全面”而展開、拓展和延伸的。

進一步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對三中全會戰略部署的深化，體現了破與立的辯証統一。三中全會如果用一個關鍵詞表述的話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變更、革新不合理的舊體制、舊事物，相對來說，體現的是“破”。四中全會如果用一個關鍵詞表述的話就是“法治”，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對來說，體現的是“立”。當然，改革過程中有破也有立，法治建設中有立也有破，對“破”與“立”要辯証地看。“破”不是目的，而是為了破除束縛發展的思想觀念，破除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但我們最終的目的是“立”，建立起運轉良好的制度體系和有利於發展的體制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破”與“立”統一在一起，就是要保証到20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總之，我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如果缺了依法治國這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則無法實現。我想，這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

記 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如您前面所說，必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請您具體展開談談。

曲青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從長遠來看，是著眼於解決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問題，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從現在情況看，隻要國際國內不出現大的波折，比如戰爭、大的自然災害、動亂，經過努力，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保持平均每年7%的增長速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應該是可以如期實現的。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該怎麼走？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如何實現呢？我們黨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問題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世界各國在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都必須躍過建設法治國家這個坎。

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來看，在處理法治和人治關系問題上，我們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教訓。反面的教訓，是大家都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遭受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樣嚴重的挫折，特別是犯了“文化大革命”這樣長時間全局性的錯誤，給黨、給國家、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從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來看，不少國家也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問題。比如蘇聯，毛澤東說過，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嚴重破壞法制，這在英國、美國、法國這些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毛澤東生前看到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沒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這是他個人的悲劇，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也是一個悲劇。后來，蘇聯共產黨解散、國家解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解決好法治和人治關系問題。再比如南斯拉夫，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發展得比較好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獨樹一幟，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比較健全，經濟發展比較快，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曾派了不少代表團去學習他們的經驗，但鐵托去世后，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沒了，國家也四分五裂。

從世界近現代史來看，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經濟社會比較發達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較好解決了法治和人治關系問題的。相反，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並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這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或者盲目移植西方發達國家制度，以致其水土不服有關。

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近現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給我們黨以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必須選擇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鑒於此，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對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考慮是非常深刻的。此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就順理成章、穩步前進了。1982年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把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寫入黨章。1982年憲法要求“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1997年黨的十五大對依法治國方針的科學含義、重大意義和戰略地位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闡述，正式將依法治國提升到“治國方略”的戰略高度。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依法治國方略和奮斗目標載入憲法。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總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是一件為長遠發展謀、子孫萬代計的大事。它的深遠歷史意義，在於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認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選擇法治，也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