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評估【3】

三、 影響“十七年史學”衡估的若干因素

英國歷史學家沃爾什指出：“每一個歷史學家顯然都把一組利害、信仰和價值——它們顯然對他所認為是重要的東西有著某種影響——帶到了他的研究裡來。”（〔英〕沃爾什著，何兆武譯：《歷史哲學——導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1頁。）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影響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衡估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十七年史學與同期政治的復雜關系大大增加了衡估的難度。

1949年，中共在完成新舊政權更替之后，即致力於鞏固新生政權的系統工程。在國際冷戰背景下，加強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重塑有利於鞏固新生政權的意識形態體系迫切而又極為重要。這一時期，中共十分關注思想和學術領域的發展動態與方向，重視發揮歷史研究的經世作用（這當然與毛澤東特別喜好歷史有一定關系）。1952年成立了黨內領導史學研究的機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並進行大規模的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將研究機構和研究者納入政治體制。從此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歷史研究活動與國家的政治運動聯動，有時充當了政治運動的“先鋒”。

在十年探索期間，黨的指導思想存在“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以及“錯誤的”兩種發展趨向（《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18頁。），它們深刻影響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工作。而且，由於“兩種發展趨向”在許多時候都是相互滲透和交織的，不但共存於全黨的共同探索過程之中，而且往往共存於同一個人的認識發展過程之中（《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9頁。），這使當時學術研究狀況變得錯綜復雜。大致可以這樣認為，與政治上“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東西一並發展的是歷史主義史學思潮，與“錯誤的”東西一起膨脹的是“左”的教條主義史學思潮。“十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到后來終於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9頁。）歷史學也最終淪為政治的“婢女”，馬克思主義在史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受到嚴重削弱，歷史研究嚴重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軌道。在激烈的政治斗爭面前，一些史學家有時為了“遵命”在一些運動中常常“沖鋒在前”，違心寫出一些“應景文章”。黎澍說：“歷史學家如果脫離馬克思主義指導,一步緊似一步地追隨‘為革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現實政治’等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勢必一時因為要適應這個要求而說歷史是這個樣子，一時又因要適應那個要求而說是那個樣子，其結果隻能造成一個又一個的混亂。這是對歷史學的破壞。欲求避免這種破壞。歷史學必須遵守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科學性。”（ 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因此，史學與同期政治的極端復雜關系大大增加了評估的難度。

第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前十七年歷史與近30多年歷史的長期“斷裂”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

從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歷史發展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此前十七年歷史與此后30多年歷史的長期“斷裂”。由於“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因此，人們通常是“擱置”“文化大革命”而將此前的歷史與當下中國社會相聯結。但是，歷史並不是偶然事件的組成，人們在理解與評價歷史之時又不得不考慮歷史進程中的“前因”與“后果”，尤其是十七年史學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系。因此“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學術評價十七年史學的一根敏感的“神經”和一道繞不過去的“檻”。

毋庸置疑，“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首先從歷史研究領域發動，跟此前史學領域業已滋生的“左”的種子有直接關系。因此，如何評價十七年史學就變得非常敏感。或許是為了回避敏感問題，學界有“相當一些學者，甚至包括不那麼年輕的學者，對以前的、特別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採取不看或視而不見的態度”（ 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當然，出現這一現象有多種原因，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敏感性和它所造成的前后兩段歷史的“斷裂”所帶來的學術語境變遷、時代主題的變換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前后兩段歷史？主流意識形態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前后兩段歷史時期是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兩個歷史時期，其本質都是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史學的發展如同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摸著石頭過河”一樣，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對歷史的理解與評價出現分歧，是史學研究的常態。從學術上回顧與評價十七年史學的成就與挫折，無論是側重回護還是注重反思都應當包容。

第三，如何看待學術與現實的關系是衡量十七年史學的重要價值尺度。

如何看待學術與現實的關系，不僅是一個事理層面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價值層面的問題，對此不同的回答必然會導致對過去學術的價值的不同衡量。一種觀點認為，做學問離現實越遠越好，這樣做出的學問才更純正更有價值﹔另一種觀點認為，做學問要緊貼現實，為現實服務，隻有這樣才有其價值和意義。當把十七年史學放在不同的價值尺度天秤上稱量，其分量肯定不同。

毫無疑問，中國唯物史觀派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與現實社會問題或現實政治問題結下不解之緣。在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為爭取民主革命勝利而研究歷史。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即為“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所逼迫，“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頁。）。華崗編著《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的目的是為了“求得許多活的具體的歷史辯証法的教訓，以幫助推動我們當前的實際斗爭任務，以保証我們將來的勝利”（ 華崗：《中國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4頁。）。翦伯贊撰寫《歷史哲學教程》更是強調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我們決沒有閑情逸致埋頭於經院式的歷史理論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觀上，這本書，正是為了配合這一偉大斗爭的現實行動而寫的”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頁。。被稱為“以經生箋注方式治學”（ 劉大年：《范文瀾同志的科學成就》（《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序），《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的范文瀾撰寫《中國通史簡編》的最初目的是“為某些干部補習文化之用” 轉引自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岳麓書社，2003年，第446頁。。可見，民主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研究歷史，無不以現實問題為導向，以爭取民主革命勝利為中心，把研究歷史當做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工具。新中國成立后，“新中國的歷史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第245頁。）。十七年期間，“五朵金花”討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編纂等重大史學問題無不是因現實或政治的牽引而展開。這在認為學術應遠離現實，“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之人看起來，真可能是“俗學”﹔然而，在認為研究歷史應緊貼現實，歷史是“講過去的事，回答現在的問題，瞻望未來”（劉大年：《當前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的人們看來，那必定是極有價值的學問。

近30多年來，人們對學術研究究竟可不可以脫離現實的認識時有反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十七年史學的評價，如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學復興，文化保守主義崛起，不少人向往“純學術”，想躲進“象牙塔”搞“純學問”，陳寅恪一時紅透學術內外。在這種學術語境中，唯物史觀派史學一度陷入低潮，十七年歷史研究受到一定“冷遇”。但是，從總的情況看，人們的回答是否定的，認為史學無法完全脫離現實。因此，絕大多數史學家謹守史學應與現實聯系這一價值尺度，重視發掘十七年史學的學術價值，看重其學術地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十七年史學研究與評價的主流。

第四，不同學術共同體之間史學價值取向的制約。

一般說來，不同史學學術共同體所秉持的史學價值取向各不相同。不同的史學價值取向不僅會影響史學家對歷史研究對象的選擇，即使研究同一對象，也很可能會因價值取向不同而有意或無意地放大或遮蔽某些內容。因此，史學價值取向對歷史衡估的影響帶有更根本的意義。近30多年來，影響十七年史學衡估的史學價值取向主要有兩種：一是革命史學價值取向，二是啟蒙史學價值取向。

就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看，其突出特征是堅信“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直接動力等。這一史學觀念形成於民主革命時期，在十七年期間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完善。改革開放后，以劉大年為代表的一批學人接續這一史學傳統與史學家風，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某些創新與發展。這一學派就“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史學以及十七年中“左”的史學思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客觀地說，他們對人類文明史的本質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認識沒有形成新的突破，對歷史功用的認識特別注重史學研究的革命性和實用性，強調史學與現實政治的密切聯系。在這一史學價值取向支配下，此派學人的十七年史學研究更多注重對其史學價值與成就的發現。在他們的觀念中，十七年歷史學取得了巨大成就，為20世紀后半期歷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規定了方向。

就啟蒙史學價值取向看，改革開放后，形成了以黎澍為主要代表的一批學人，他們對人類文明史是階級斗爭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以及歷史發展的動力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反省，認為人類社會的大道畢竟是在和平環境中向前發展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一切歷史的前提，它無聲無息地對歷史的發展起著制約的、推動的乃至革命變革的作用”（ 黎澍：《再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光明日報》1986年7月30日。）。革命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不得已的暴烈行動，當舊的統治秩序如清末封建統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非用暴力手段鏟除不可的時候，革命才是當然選擇，中國的先進分子已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並取得了成功。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題發生了轉換，此派學人認為形成於革命戰爭年代的史學框架及史學觀念也應隨之調整，歷史研究必須走出“斗爭與救亡的史學框架”，但十七年史學沒有很好地完成這樣的轉變，因而沒有取得它應當取得的成就，而且在革命意識形態觀念支配下，出現了許多弊端。因此，此派學人側重對十七年史學的反思。

從近30多年來的歷史看，兩種史學價值取向的學人事實上都沒有否定對方學術價值取向的合理存在，他們是從不同側面對歷史作出了自己的研究與評價。啟蒙史學雖然對革命史學提出了巨大挑戰，但啟蒙史學並不認為革命史學沒有多少學術價值，相反，其學術價值是值得重視的。此派學人所強調的只是當新政權建立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后，時代主題對史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和要求，歷史學必須做出新的回答，因此必須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