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評估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1966）的中國史學（以下簡稱“十七年史學”）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因新舊政權更迭和社會變遷，十七年史學受到學術外部力量嚴重支配，承載了許多非學術的功能，給后人評價這一史學形態帶來巨大困難。“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梯次展開，並逐漸形成革命史學和啟蒙（又稱“新啟蒙”）史學兩種主要史學價值取向。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歷程看，關於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大致可劃為三個階段：一是1989年以前，這一時期兩種史學價值取向逐漸形成，傳統革命史學力圖重續十七年史學研究，在不斷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時繼續發展﹔啟蒙史學在正本清源，反思流行唯物史觀過程中逐漸形成，大大推動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發展﹔二是1990年至2000年，由於國內外政治事件和由此導致的學術語境轉換，唯物史觀派史學陷入低潮，持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的學人在不斷調整中繼續堅守革命史學路數，對十七年史學表現出較強的回護色彩，持啟蒙史學價值取向學人以世界史學發展為參照，對十七年史學思潮進行深刻反思，二者在一系列問題上產生分歧﹔三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史學界承接20世紀末的回顧與總結之風潮，兩種價值取向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主要表現為從整體上進行研究與評價，其中對十七年史學評價的分歧更趨明顯，兩派論爭成為史學界的一個熱點。本文擬以啟蒙史學與革命史學之間的沖突為基本線索，梳理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關於十七年史學研究的變遷，縷析研究中出現的重大分歧，考索導致對十七年史學衡估差異的因素，力求客觀全面的認知。

一、 改革開放以來“十七年史學”研究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進入嶄新的歷史時代。隨著新的主流意識形態重建，唯物史觀派史學迅猛發展，從一直深受壓制的學術邊緣一躍而進入學術中心，成為主流史學。作為一門“顯學”，歷史學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發展備受關注，因此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和評價與十七年史學的發展同步展開。

在新中國成立兩年之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比新、舊中國的歷史學，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在歷史研究的方法、作風、目的和對象方面“開辟了一個新紀元”，呈現新的面貌。

郭沫若把這些變化概括為六個方面：第一，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已經逐漸從舊史觀轉向了新史觀，即從唯心史觀轉向用馬列主義方法來處理實際問題﹔第二，歷史研究者的作風改變了，即從過去完全從個人興趣出發轉向從事集體研究﹔第三，從名山事業的研究態度轉向為人民服務的態度﹔第四，歷史學者已經逐漸從貴古賤今的偏向轉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第五，從大民族主義轉換到注重研究各少數民族的歷史上來﹔第六，從歐美中心主義的思想轉變到開始注重研究亞洲歷史（郭沫若：《中國歷史學上的新紀元》，《進步日報》1951年9月29日。）。范文瀾認為，郭沫若所說的“六點轉向”“主要是要我們大家向那些個方向去轉。所以重點在‘轉向’兩字。到底我們轉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轉過去了呢？還是才轉了一部分呢？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不管轉了多少，我們一定要徹底向那邊轉是毫無問題的。我們可以保証一定能夠全部轉過去”（范文瀾：《史學會已有的成績與今后的努力》，《進步日報》1951年9月29日。）。兩位史學界領軍人物對新中國史學的轉變認識雖有不同，但對今后史學發展的“應然”期望對十七年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學發展變化的文章還有華崗的《兩年來中國歷史科學的轉變和趨勢》（《光明日報》1952年3月15日）、劉大年的《中國歷史科學現狀》（《科學通報》1953年7月號）、方回（向達）的《解放四年來歷史科學的發展概況》（《光明日報》1953年10月3日）等，而對十七年整個階段史學作出較為全面總結的是劉大年1964年撰寫的《十五年來中國歷史的研究工作》一文。文章指出，15年來，中國歷史研究取得的成績主要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歷史經驗的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時期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的研究”等。文章還分析了中國歷史學者走過的道路：一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二是不斷批判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歷史觀點﹔三是參加實際斗爭，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四是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劉大年認為，實行“百家爭鳴”，通過對一些問題的討論，擴大了歷史研究領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參見劉大年：《中國近代史諸問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45—251、254—258頁。）此文發表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由於不斷加劇的“左”的思潮，鮮有學者再作系統的回顧與總結。

進入新時期以后，中國社會主題發生了巨大轉變，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歷史研究翻開了新的一頁，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兩年多時間裡，史學界在撥亂反正中力圖“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重新接續十七年史學，主要表現為：一是一些雜志重新發表被“文化大革命”否定的文章，如《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重新刊發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這是歷史學研究重新校正方向的標志性事件（ 參見王學典：《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5頁。）﹔二是出版一批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如《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呂振羽史論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三是召開一些史學會議，繼續討論“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間論爭的專題，如 “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會”“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等等。

大致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討論的重大問題繼續進行討論，並形成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 如馬克垚：《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論東方古代社會的幾點體會》（《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志純、學盛：《怎樣理解馬克思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世界歷史》1979年第2期），於可、王敦書：《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吉林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宋敏：《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看“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志純、學盛同志商榷》（《吉林師范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等。）、“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繼20世紀50年代討論高潮之后，70年代末封建社會分期問題討論又形成第二次高潮。“文化大革命”后，白壽彝在《中國歷史的年代：一百七十萬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8年第6期）一文中較早提出這一問題。此后，漆俠《關於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發展階段問題》（《山東師范學院學報》1978年第6期）、胡如雷《試論中國封建史分期問題》（《河北師院學報》1979年第1期）、林甘泉《論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歷史地位的轉化》（《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等都是討論封建社會分期問題的代表性文章。）、“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僅在1978年至1982年，發表的有關論著總數有180篇之多。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的討論是接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討論之后的“第四次大討論”。參見白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20世紀中國史學重大問題論爭》，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3頁。）、“中國農民戰爭史”（1979年至1984年，“中國農民戰爭史問題”繼1958年至1966年第一次討論高潮之后，再掀一次討論高潮，這次論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強烈的反思意味。）等問題。這些討論及其觀點，有的是五六十年代曾經提出的，而又有新的發展，或有新的論証，有的則是過去不曾涉及的新見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歷史研究的理論、路徑與方法等方面力圖接續十七年史學，繼續堅持以階級斗爭理論分析人類社會歷史，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新的發展的突出代表是劉大年和胡繩。堅守革命史學價值觀念是他們這一時期史學的主要特點。以革命為最高價值研究歷史是自民主革命以來眾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共同塑造的結果。事實上，大多身兼“戰士”與“學者”雙重身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筑這一體系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這些眾多學者中，劉大年和胡繩既是構筑者又是堅守者，他們對歷史前進的動力和歷史研究對象的認識，特別是對中國近代史革命敘事范式的堅守，承續著十七年史學研究的基本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堅持革命史學價值取向的學者們的精神支撐。在這一時期，他們對“左”的教條主義史學思潮進行了深刻批判，同時也指出了長期以來史學研究存在的不足，如劉大年在編輯出版《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的“序言”中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公式化、簡單化，導致“陳陳相因，了無新制” （劉大年：《范文瀾同志的科學成就》，《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隨后，劉大年又倡議中國近代史研究應從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入手尋求新的突破 （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光明日報》1981年2月17日。），引起學界廣泛注意。

另一方面，在新的歷史時期，史學界在告別“文化大革命”走向新生的過程中，以黎澍為代表的啟蒙史學迅速崛起，並形成一股強大的史學思潮，“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等新論題的提出和展開是其重要表現。他們在反省“文化大革命”，清算“左”的史學思潮過程中，深刻批判十七年時期存在的封建主義和教條主義傾向，並對長期以來史學界形成的“救亡與革命史學框架”進行反思，從理論、路徑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啟蒙史學的研究路向。學界為同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相區別，稱之為“新啟蒙”。啟蒙史學路向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與傳統革命史學路向相並而行的重要一極。

1979年黎澍發表《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全面反省新中國成立30年以來的哲學社會科學，主旨是批判長期以來彌漫於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條主義。黎澍認為，社會科學在它過去30年實際取得的成就，遠低於它所能夠取得的，我們應當從中得到三個教訓：一是應堅持唯物主義，二是要尊重辯証法，三是應按照科學本身的規律對待科學 （黎澍：《中國社會科學三十年》，《歷史研究》1979年第11期。）。從當時的語境看，此文明顯是這一時期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在史學領域的反映。此后，黎澍開始了系統的理論反思。1983年，黎澍再次撰文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學取得了顯著成就。由於做了大量的整理資料工作，歷史著作的出版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然而，“回顧建國后三十年間的歷史學，我認為，我們不僅未能充分利用新的有利條件，求得歷史學的更大發展，反而由於極‘左’思潮的干擾……使歷史學受到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打擊，在思想上造成了相當的混亂”，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歷史學“沒有穩定的正確的方向” （黎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1983年第2期。），歷史研究跟隨政治隨風起舞。從整個80年代看，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環境中，以黎澍為代表的啟蒙史學佔據上風。“歷史發展動力”“歷史創造者”等新、老問題的論爭就是在啟蒙史學價值取向的引領下轟轟烈烈展開的。

在這一時期，有不少學者沿著黎澍開啟的啟蒙史學道路前進，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蔣大椿和王學典等人。特別是王學典作為這一時期史學理論領域的“少壯派”學者，在此領域創獲較多，並且是此后對十七年史學一直持反省態度的典型代表。他先后撰寫了《關於“歷史創造者”問題的討論》（《文史哲》1988年第1期）和《“階級觀點”再認識》（《史學理論》1988年第2期）等文章，“在黎澍終止思維的地方繼續前進”，反思過去習以為常的“倫理史觀”，還“唯物史觀”本來面目，在“人類文明史的創造者”和“階級觀點”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突破意義的觀點，大大推進了新時期以來對十七年史學的整體認識，也使得啟蒙史學對十七年史學的反思更加深入，引起理論界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在80年代后期，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的著作是周朝民等編著的《中國史學四十年》和肖黎主編的《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前者較具反思意味，作者在“序言”中說，他“既不願意脫離歷史，更不樂意回避現實，而是在超越歷史、現實的希望之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期望能夠對中國史學四十年的發展歷程有一個客觀的介紹，有一個中肯的評論，有一個文化學方面的反思”。對於十七年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作者指出：“在此時期內對於資產階級史學的批評存在著失誤，強烈的政治功利傾向也日益滲入到史學領域中來，反‘右’、‘拔白旗’、‘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等等現象已開始出現，成為后來中國史學蒙受慘重浩劫的濫觴。”（周朝民、庄輝明、李向平編著：《中國史學四十年》（前言），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頁。）

《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則以專題形式對新中國成立以來40年的歷史學進行回顧與總結。作者認為在十七年中，“由於逐步發展起來的‘左’的路線的干擾，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束縛下，中國歷史學在對待歷史和現實這一基本問題上，未能適時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的轉變，因而影響了自身的發展。同時，由於許多史學工作者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一時尚不能完全領會其精髓，故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中難免出現教條主義和簡單化的傾向。盡管如此，在這十七年間，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得的進展和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參見肖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序，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可以看出，從“文化大革命”結束直到80年代末，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基本上與糾“左”始終聯系在一起。進入90年代后，研究重點發生了一定變化。

促成90年代對十七年史學研究發生變化的因素在於：一是政治性事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國內政治風波，促使不少學者學術研究轉向，學術界紛紛從關心重大歷史問題的探討轉向文獻考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成為這一時期學術的基本特征（ 參見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二是國學復興、文化保守主義崛起，對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面臨嚴峻挑戰﹔三是世紀末情結，引發許多學者對20世紀史學進行回顧與總結。正是由於這樣復雜的政治與學術的變化，使一批學者對於十七年史學的學術研究明顯增強，分歧的觀點也增多，尤其是對十七年史學思潮的研究最為突出，如蔣大椿的《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巴蜀書社，1992年）、王學典的《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以及龐卓恆的《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蔣大椿所著《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一書，系統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后40年特別是十七年期間學術界圍繞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所作的探索及論爭。書中詳細論述了這一學術論爭的焦點、分歧的根源、思想方法及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提出了深化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研究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基本問題及進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它對於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理論以及進一步研究此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是王學典研究20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思潮的重要著作。前者用“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沖突和斗爭作為基本線索，勾畫了十七年史學發展的基本框架,作者認為：“從1949年至80年代末期，史學思想的基本沖突是‘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沖突﹔50年代前期，‘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較量，主要表現在歷史主義對‘片面反封建’(流行階級觀點的要旨)傾向的有效抑制上，歷史主義思潮處於主流地位﹔1958年狂飆突起的‘史學革命’，是‘片面反封建’傾向的惡性復活，歷史主義原則在這時喪失了任何約束力﹔60年代初期的史壇趨向，是全面走出1958年的‘史學革命’，歷史主義這時又成為人們清算所謂正統論點的利器和保護神，‘階級觀點’一時被弄得聲名狼藉﹔從60年代中期起，‘階級觀點’開始全面反扑，‘回到五八年去’構成‘文革’前夕、‘文革’10年史壇的基本趨向。”（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頁。）作為當時代史學的見証人丁守和在評價此書時說：“作者把中國當代史學史歸結為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沖突，是頗具隻眼的。抓住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當代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要害和趨勢。” （丁守和：《評〈歷史主義思潮的歷史命運〉》，《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由此可見作者的深刻洞察力。

《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作了全面分析，並力圖從全局上進行反思。作者將新中國50年間史學主潮的發展脈絡作為基本線索，對其間遞嬗迭起且有較大影響的若干史學思潮作系統梳理，既重外在的社會學分析，又重內在的學術理路的發掘。作者將“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論戰”“歷史動力問題論戰”“歷史創造者問題論戰”“農民戰爭史問題論戰”等重大史學事件打通，在學術史上有三個方面的創新：一是探索了1949年后數十年史壇曲折起伏的理論根源﹔二是理出了當代中國史學演變進程的主線，建構起具有較強概括力的理論框架﹔三是對當代中國主要史學思想和歷史理論的變遷作了專題研究。

在90年代末，龐卓恆出版《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以“唯物史觀的再認識”“唯物史觀與中國史研究”“唯物史觀與西方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等三編構建整體框架。作者強調說，書中所提“再認識”是“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基礎上的再認識或再闡釋”，而不是減弱或否定它在歷史研究的指導地位，並對“歷史發展規律”“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和資本主義萌芽滯緩原因”等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再認識”。另外，作者還比較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探討了在新形勢下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史學理論等重大問題。

在90年代，還有一些著述以世紀末為因緣，站在整個世紀的高度回顧行將過去的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進程，其中較有影響的有林甘泉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戴逸的《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瞿林東的《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王學典的《實証追求與闡釋取向之間的百年史學》等。這些學者將十七年史學置於整個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這一大框架下審視，給出了比較客觀的估量。

從整體上看，90年代的史學界對於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走出了80年代對“文化大革命”史學政治批判的語境，史學家更多關注史學自身，更多地將這一段史學研究置於20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進程中思考。

進入21世紀后，史學界在新世紀之初就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歷史與未來先后召開兩次較大規模的研討會：一是2001年遼寧省歷史學會主辦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二是2002年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新中國史學的成就與未來”學術研討會。兩次會議都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史學取得的成就，但對十七年史學的理解和評價存在明顯分歧。兩次討論會揭開了新世紀以整體評價為特征的十七年史學研究。

這一時期，關於十七年史學的研究與評價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著作主要有：蔣大椿的《八十年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教學》2000年第7期）和《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王學典的《五朵金花：意識形態語境中的學術論戰》（《文史知識》2002年第1期）、《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假問題”與“真學術”：中國社會形態問題討論的一點思考》（《東岳論叢》2000年第7期）、《歷史學若干基本共識的再檢討及發展前景》（《歷史教學問題》2004年第1期）﹔陳其泰的《建國后十七年史學“完全政治化”說的商榷》（《學術研究》2001年第12期）、《建國后十七年歷史研究及唯物史觀的價值》（《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道路的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和《正確評價建國后十七年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地位》（《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這些文章觀點分歧明顯，爭論較為激烈。此外，胡尚元的博士論文《建國后十七年史學領域的大批判》則著重於重建這一時期史學領域大批判的史實，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胡尚元：“建國后十七年史學領域的大批判”，博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2005年。）。

這一時期，出版的著作也較多，主要有陳其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學典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和《唯物史觀與倫理史觀的沖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劍平的《新中國史學五十年》（學苑出版社，2006年）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都對十七年史學作出了有一定力度的分析。

從總體上看，進入21世紀后，史學界對十七年史學的研究以整體評價為主，同時漸有多向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