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的政權建設【2】

二、邊區三屆參議會概況

　　（一）邊區第一屆參議會

　　1937年12月，邊區經過選舉產生了500多名邊區議會議員。由於戰爭環境和其他原因，邊區議會未能及時召開。1938年7月，首屆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並制定了省、市參議會的組織條例。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邊區政府於1938年11月決定，將陝甘寧邊區議會改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所選的邊區議員改為邊區參議員，並決定在1939年1月召開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原先選出的議員，一部分已經離開邊區到前線去了，無法出席會議。邊區政府決定召開各縣議員復選會，由原選議員出席會議，互推原議員的50%出席邊區參議會。考慮到選舉產生的邊區參議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和工農進步分子，邊區政府特聘了12名民主人士為邊區參議員。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到會的參議員146名（其中有邊區政府聘請的10名）。毛澤東、洛甫、陳雲、王稼祥等出席了開幕式，並作了講演。這次會議的議程有三項：

　　第一，聽取林伯渠的政府工作報告。林伯渠在報告中，闡述了目前的抗戰形勢和邊區所處的環境，說明邊區在抗戰中的重要性﹔總結了邊區政府成立兩年來在保衛邊區和全國的抗戰中所作的工作﹔提出了邊區政府在抗戰新階段中的任務。林伯渠強調指出：“邊區今后工作的總方針，就是團結邊區全體人民，堅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抗戰，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為爭取抗戰最后勝利，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斗。”在大會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的過程中，邊區政府各廳、處，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別作了工作報告。經過熱烈討論，大會一致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討論並通過《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及其他單行法規。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是由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提出的。它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革命三民主義在陝甘寧邊區的具體實施。綱領規定在邊區實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邊區人民與黨派，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為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中國、收復一切失地”的徹底的民族主義，“發揚民主政治，採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機構，增強人民之自給能力”的徹底的民權主義﹔“確保私人財產所有權，保護邊區人民由土地革命所得之利益”，“增加農業生產”，“發展手工業及其他可能開辦的工業”，“發展畜牧業”，“發展商業”，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徹底的民生主義。大會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這個綱領，作為“邊區一切工作之准繩”。

　　大會還通過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條例》、《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和《陝甘寧邊區土地條例》等，確立了邊區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規。

　　大會還討論和通過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絕漢奸、土匪，擴大地方武裝案，統一戰線動員案，發展國防經濟案，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發展國防教育、提高大眾文化案，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案，提高婦女政治經濟地位案等。這些提案，會后均由邊區政府執行了。

　　第三，選舉邊區參議會和邊區政府領導人員。

　　大會第一日，首先選舉參議會正副議長，高崗當選為議長，張邦英當選為副議長。大會的最后一天，進行邊區政府委員和參議會常駐參議員的選舉。林伯渠當選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當選為副主席，林伯渠、雷經天、周興、王世泰、高自立、周揚、曹力如、劉景范、閻紅彥、霍維德、馬錫五、王兆祥、賀晉年、李子厚、喬鐘靈為邊區政府委員。選舉雷經天為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選舉高崗、張邦英、毛齊華、崔田夫、陳伯達、周長安、路子亮（女）、王觀瀾、高述先為邊區參議會常駐參議員。

　　2月6日，邊區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決定高自立兼民政廳廳長﹔曹力如任邊區政府秘書長兼審計處處長﹔周揚任教育廳廳長﹔劉景范任建設廳廳長，朱開銓為副廳長﹔張慕堯任財政廳代理廳長，艾楚南為副廳長﹔高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興為副司令﹔周興兼任保安處處長。邊區第一屆民選政府於是日正式成立。以后在人事上稍有變動，1939年6月，邊區政府委員會決定曹菊如接替張慕堯任財政廳代理廳長，12月又決定南漢宸任財政廳廳長，霍維德任副廳長。1940年10月，決定由謝覺哉接替曹力如任邊區政府秘書長，高自立兼任建設廳廳長，劉景范改任民政廳廳長。

　　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召開，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它奠定了邊區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礎，保証和推動了邊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並且為各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以至全國實行民主政治樹立了榜樣。這屆參議會的不足之處是：政權機關領導成員中沒有選進有代表性的非黨人士參加。

　　（二）邊區第二屆參議會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它是我黨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綱領。同年3月，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綏德、鄜縣、隴東等地建立新的政權，也具有嚴重的意義。必須依照上述原則進行，力避過右和過左的傾向。”同時指出：“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1/3，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1/3，因為他們聯系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給中間派以1/3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1941年1月，邊區開始籌備召開第二屆參議會，全面實施“三三制”的政權建設。為此，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后改為中共中央西北局）起草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經黨中央和毛澤東研究修改后，於1941年5月1日發布。這就是著名的“五一施政綱領”。4月28日，施政綱領正式發布以前，毛澤東在給任弼時和邊區中央局的信中說，“施政綱領的最后修改稿，付上二份，請在邊區刊物上發表，並印多張廣為散布於邊區境內境外。支部書記以上，班長以上，鄉主席以上之干部，須使人手一張，識字少者當作識字課本讀。並張貼於通衢。《群眾報》上，須為它逐條加以通俗解釋。”“此綱領發布同時，須由邊區中央局發一通知，亦同樣在報上發表，並使干部人手一張。”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於4月30日作出《關於發布施政綱領的決定》，指出：“為第二屆參議會選舉向邊區人民提出的本黨在邊區的施政綱領，業經中央政治局批准，茲決定於五一勞動節發布。此綱領之發布，具有嚴重政治意義。各級黨組織收到后，須立即加以討論。為本黨同志所領導之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學校，均須討論此綱領，或用為教材，加以熟讀。對邊區黨外人士，應征求其意見，歡迎自由批評，對邊區境外之友黨友軍及廣大人民，須同樣征求其意見，並歡迎批評。無論在選舉前或選舉后，一切為本黨同志所領導之機關、部隊、團體、學校，均須照此綱領堅決實施之。黨員有違反此綱領之任何條文者，予以紀律之制裁。”這個綱領的基本精神，就是“團結、抗日、救中國”。其具體內容包括：邊區境內各社會階級、抗日黨派，共同團結抗日﹔堅持與邊區境外之友黨友軍團結抗日﹔提高邊區武裝部隊的戰斗力和做好優抗工作﹔實行“三三制”，共產黨員同非黨人士團結合作﹔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改進司法制度，勵行廉潔政治﹔發展工農業生產，實行減租減息，改善勞資關系，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普及國民教育，發展文化事業，保障人民的健康﹔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堅持民族平等﹔保障外僑和外國人的利益﹔給社會游民以公民平等的權利﹔優待敵偽俘虜，等等。這個綱領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具體化。

　　為了做好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參議員選舉，成立了邊區選舉委員會。我被邊區政府任命為選舉委員會主任。選舉工作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進行宣傳動員和選舉准備工作。

　　在黨提出“三三制”原則以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關切，選舉工作的宣傳，就以貫徹實行“三三制”為重點。當時許多人對這個問題認識不清，甚至懷疑，尤其是經過土改的原蘇區的干部和群眾思想不通。他們說：“咱們流血犧牲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權，現在又讓他們來參加，來管我們，敢保不吃虧上當？！”“不要他們該有多省心，何必自找麻煩。”“為什麼要那麼多的地主、士紳，‘三分之一’呀！”一部分未經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民害怕地主參了政，自己更沒有翻身的希望。在一些干部、黨員中間，思想也不通，有的認為“三三制”是“三分天下”，擔心實行“三三制”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一些地主和開明士紳，一面稱贊“三三制”表現了“共產黨的寬宏大量”，“從前不要咱們這號人了，今天又能參加政權”，“爾今事情真不同了，咱們也有公民權，同別人平等了”﹔一方面又懷疑“三三制”的選舉，是“擺樣子”。而多數的中間分子則持觀望等待的態度。針對這些思想情況，選舉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我們對地主、士紳說：“現在實行民族統一戰線，要團結一切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的危亡。隻要贊成抗日，贊成民主的，我們一律採取團結的方針。”我們對干部和群眾說：“大敵當前，隻有團結一切願意抗日的階級與階層，形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共產黨員雖然隻佔三分之一，但有很高的威信，一定能夠也必須保証在政權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員在全體人民中間畢竟佔少數，我們一定要學會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本領。”思想通了，選舉工作就能比較順利的展開。

　　在這個階段中，邊區選舉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工作組到延安裴庄鄉進行選舉試點。裴庄鄉的選舉從2月3日成立鄉選舉委員會開始，到3月10日鄉參議會召開，歷時一個多月。試點取得了兩方面的經驗：第一，在鄉一級貫徹“三三制”的具體經驗。裴庄鄉共選出鄉參議員25名（其中有婦女3名），候補參議員7名（其中有婦女2名）。從階級成分看，貧農3名，中農13名，富農6名，士紳1名，地主2名，其中有共產黨員9名，佔1/3強，如加上候補參議員，則共產黨員隻佔1/4。基本上符合“三三制”原則。第二，在選舉過程中發動群眾給鄉政府的工作提意見，檢查政府工作。這樣做的目的，首先是發現問題，以便改進政府工作﹔其次是識別人才，以便改選。

　　第二階段，縣、鄉兩級參議員的選舉和參議會的召開。

　　邊區政府原定6、7兩月進行縣、鄉兩級的選舉，后因7月是邊區夏收大忙季節，故延期到9月進行。9月底，各縣和鄉（市）的選舉基本結束，並召開了縣、鄉兩級參議會。

　　鄉是邊區政權的基層組織，邊區政府的一切政策和任務，都要經過鄉政府去執行和完成。鄉的選舉搞好了，縣和邊區的選舉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階段，邊區參議員的選舉和第二屆參議會的召開。

　　邊區參議員的選舉工作從6月開始准備。在“五一施政綱領”公布以后，各縣即按照施政綱領的精神，提出符合“三三制”原則的候選人名單。7月，西北局同邊區政府經過研究討論，批准和補充了各縣提出的名單。9月24日，西北局正式發出通知，對於確定候選人作出了三點原則規定：一、候選人必須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三三制”原則來確定﹔二、對於我黨所提出的候選人，應向群眾解釋其履歷，使群眾了解和擁護﹔三、凡屬當地提出的黨與非黨候選人，如有不當者，在不增加黨員人數的情況下，可酌量變動。

　　在9月、10月間的正式選舉中，由於有些黨員干部，對“三三制”認識不足，工作不深不細，加以群眾對某些非黨候選人不滿意，故選舉結果，非黨候選人，尤其是開明士紳落選的甚多。在選出的242名邊區參議員（包括候補參議員）中，共產黨員佔了多數。因為邊區參議員是選民直接選舉的，不能隨便更換，所以，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共同決定，聘請46名非黨人士（主要是開明士紳）為邊區參議員，使邊區參議員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三制”的原則。在這次選舉中，有一批開明士紳當上了邊區參議員，如米脂的士紳李鼎銘、賀連城，綏德的地主士紳安文欽、霍子東等。在當選的邊區參議員中，有少數民族人士馬生福阿訇（回族）、鮮維俊（回族）、那素滴勒蓋（蒙古族）等6名。還有國際友人申健（日本）、武亭（朝鮮）、阿裡阿罕（印尼）、巴素華（印度）等。這樣，邊區參議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既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又體現了黨的政策，也符合邊區的實際情況。

　　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於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新建的參議會大禮堂隆重舉行。到會的參議員219名（其中有18名候補參議員）。大會開幕那天，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參加了會議。晉西北行署主任續范亭，晉察冀、晉冀豫、膠東、魯西、華中、蘇北等敵后抗日根據地也派出代表出席了會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駐十八集團軍的高級聯絡參謀陳宏謨、周勵武、郭亞生等也出席了會議的開幕典禮。

　　毛澤東在開幕典禮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參議會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絕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志。”毛澤東號召參議員中的共產黨員要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聽人民的意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他要求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克服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毛病，共同把國事真正辦好。毛澤東的講話，在參議員中引起極大的反響，受到高度的贊揚，成為這次大會的指導思想。

　　大會選舉了邊區參議會正副議長。高崗當選為議長，李鼎銘、謝覺哉當選為副議長。李鼎銘在當選副議長后，發表了很好的講話，他說：“我今年61歲了，本來沒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門，縱然有點思想，也是閉門造車，不能出門合轍。今天大家選舉我，我覺得慚愧得很。但是，既蒙選舉，自當勉盡棉力。”又說：“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無黨無派中也有幾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傾右的，一等是傾左的。我本來傾右，覺得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不對，轉念我又想我們常常笑人盲從，我說社會主義不對，究竟從何處說起？於是我找到幾種社會主義的書，加以研究，才知道社會主義是天公地道的主義。在現在世界，無論何國，非實行社會主義不可。中國今日強敵壓境，資源薄弱，要實行社會主義，困難殊多，但當這生死存亡的時候，必須要努力進行，不過這種努力要有一個路線。我站在無黨無派的地位，一方面對共產黨進幾句忠言，一方面奉勸我們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條大路前進。”李鼎銘最后講了兩點意見：“第一，就是團結二字。昨天大會開會時，諸位對這團結，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諸位先生指示的團結，究竟怎樣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責備別人，先從自己做起。第二，是經濟問題，所有抗戰建國的工作，都離不開經濟，我們處在資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連年災荒，經濟的困難，達於極點。但是，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抗戰建國的事不能不做。因為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候，人人都應該毀家紓難，把中國救下來再說別的。”李鼎銘的講話，受到大家的一致贊同，李鼎銘后來在邊區政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向大會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總結了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以來，邊區政府實施第一屆參議會制定的施政綱領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后的中心工作和方針。經過論討，大會一致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並作出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總決議。

　　這屆大會的中心內容之一是討論和決定是否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向大會作了《關於五一施政綱領的解釋》的報告，提請大會採納中國共產黨在1941年5月1日頒發的施政綱領。高崗指出，實施這個綱領的基本方法，就是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權，就是大家都來參加政權工作，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在高崗向大會提出這個綱領以后，賀連城等108人，樊作材、習仲勛等73人，分別提出6個提案，提請大會接受“五一施政綱領”，作為全邊區人民共同的施政綱領。經全體參議員一致通過，決議如下：

　　“本會同人聽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高崗先生的報告，並詳細研究了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所提出的施政綱領之后，一致認為該綱領不但適合於邊區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於中國的國情，是唯一正確的邊區施政方針，也是團結抗戰以救中國的良策。因此，本會全部接受，作為政府今后的施政綱領，並責成政府指導全邊區人民切實執行之。”

　　大會還通過了《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陝甘寧邊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縣政府組織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等六項單行法規。

　　大會一致通過1942年度邊區財政概算。在討論財政概算時，李鼎銘等11位參議員提出“政府應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案，這一提案受到大會的重視，以165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並“交政府速辦”。這就是后來實行精兵簡政之由來。

　　大會收到有關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婦女、兒童方面的提案399件，均經分組審查，提出審議意見，由大會以全體或多數票通過，交由政府分別執行。

　　大會最后進行邊區政府領導人員的選舉。林伯渠當選為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當選為副主席。依法，李鼎銘不能同時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職務。大會免去李鼎銘的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職務，補選安文欽為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大會選舉高自立、南漢宸、肖勁光、賀連城、劉景范、馬明方、柳湜、霍子樂、那素滴勒蓋（蒙古族）、畢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楊正甲、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為邊區政府委員會委員。邊區政府正副主席為邊區政府委員會當然委員，並為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故政府委員共18名，其中有共產黨員7名，超過“三三制”的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同意，依次由非黨人士向文煥遞補。大會選舉雷經天為高等法院院長。

　　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勝利召開，為“三三制”的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屆邊區政府的機構設置和領導人員如下：

　　秘書長　謝覺哉﹔

　　民政廳　劉景范任廳長，唐洪澄任副廳長﹔

　　財政廳　南漢宸任廳長，霍維德任副廳長﹔

　　建設廳　高自立任廳長，霍子樂任副廳長﹔

　　教育廳　柳湜任廳長，賀連城任副廳長﹔

　　保安處　周興任處長。

　　此外，邊區政府還設立了下列直屬機構：

　　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趙通儒，委員謝覺哉、拉素（即那素滴勒蓋，蒙古族）、劉景范、馬生福（回族）。專管少數民族工作事宜。

　　法制室主任委員　張曙時，委員魯佛民、李木庵。執掌邊區的法律研究、草擬、修正等事宜。

　　禁煙督察處　霍維德兼處長。執行邊區境內鴉片及鴉片代用品的查禁事宜。

　　文化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吳玉章，委員有林伯渠、李鼎銘、徐特立、丁玲、賀連城、柳湜、李丹生、周揚、肖軍、丁浩川、艾思奇、羅烽、歐陽山、李卓然、江豐、馬濟川、高長虹、何思敬、周文、柯仲平、呂驥、舒群、塞克、艾青等27人。領導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統一管理邊區的文化團體。

　　審判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　主任委員林伯渠，委員李鼎銘、劉景范、賀連城、畢光斗。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判決的刑事、民事上訴案，行政訴訟、死刑復核及法令解釋等。

　　從第二屆邊區參議會到第三屆邊區參議會的五年多的時間裡，邊區政府根據“五一施政綱領”，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從1942年和1943年先后開始的帶有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在精神和物質兩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為抗日戰爭以至解放戰爭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初步形成了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文教網絡，人民開始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三）邊區第三屆參議會

　　邊區第三屆參議會的選舉，從1945年10月開始，至1946年3月結束，歷時4個多月。

　　參加第三屆邊區參議員選舉的選民平均佔82.5%，有些地區達到90%以上。共選出邊區參議員170名，其中正式參議員135名，候補參議員35名﹔上屆連選連任的57名，新當選的113名。從黨派關系上說，共產黨員61名，佔35.9%﹔國民黨員19名，佔11.2%﹔救國會1名﹔無黨無派（包括進步分子和開明士紳）89名，佔52.4%。就階級成分說：地主34名，富農26名，中農69名，貧農18名，工業資本家3名，中小商人9名，工人6名，城市小資產階級3名，城市貧民2名。邊區參議員中有少數民族6名，婦女7名，天主教徒3名。邊區參議員的構成充分反映了共產黨與非黨人士、各階級、階層、各民族的大聯盟。

　　邊區第三屆參議會於1946年4月2日至27日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參議員139名（其中候補參議員21名）。這次大會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召開的，是一次民主團結的大會。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爭取和平與民主，把邊區建設成新民主主義的模范民主自治區。

　　大會開幕典禮是在隆重、和諧和歡騰的氣氛中進行的。在副議長謝覺哉致開幕詞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賀詞，他稱贊了邊區在八年抗戰和建設中作出的貢獻，及其對各解放區和全國的偉大模范作用，希望把邊區建設成和平民主新中國的更光明的燈塔，更堅強的堡壘。

　　大會的第2日選舉正副議長。當大會主席團宣布各議員小組提出的9名候選人名單時，參議員習仲勛當即鄭重聲明：“候選人中共產黨員已超出‘三三制’名額，本人提請大會准予退出。”選舉結果，高崗當選為議長，謝覺哉、安文欽當選為副議長。

　　大會從第3日至第14日，進行各項政府工作報告、質詢及討論。林伯渠作了題為《邊區建設新階段》的報告，李鼎銘作了關於選舉工作的報告，霍維德作了財政工作報告，霍子樂作了今后3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報告，賀連城作了今后3年文教建設方案的報告，我作了復員方案草案的報告。閻揆要、賈拓夫、王子宜、周興、唐洪澄等就軍事、財經、減租減息、司法、保安及干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

　　在討論政府各項工作中，大家都進行了認真、熱烈的發言。發言中，大家贊揚了政府工作成績，同時也直言不諱地批評了政府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參議員們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政府領導人員能夠虛心傾聽意見，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使會議開得生動活潑，充分發揚了民主精神。農民參議員劉德富說，“我們這些農民還能批評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虛心接受，真是開天辟地沒有見過的事。”

　　4月25日、26日，進行參議會常駐會和政府委員會的選舉。林伯渠連任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和我當選為副主席。馬洛川、賀連城、霍維德、畢光斗、王子宜、王世泰、霍子樂、唐洪澄、霍祝三、劉文卿、阿拉並巴音（蒙古族）、楊正甲、蔡登霄、李仲仁、魏民選、靳體元為政府委員，連同三位正副主席，邊區政府委員共19名。習仲勛、劉培基、曹力如、高愉庭、房文禮、霍仲年、蔡豐、谷蓮舫、杜洪源為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加上三位正副議長，共12名。會議選舉馬钖五為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在政府委員和常駐議員中，共產黨員都隻佔1/3。

　　4月27日，大會圓滿結束，副議長安文欽致閉幕詞，強調“我們要求蔣介石實現四項諾言，堅決反對法西斯特務分子破壞中國的和平民主事業，邊區人民要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不達最后勝利，決不退讓”。大會來賓賀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黎玉（山東省政府主席）、薄一波（晉冀魯豫參議會議長）、鄧子恢（華中軍區政委）在會上講了話。賀龍特別強調，要更加加強邊區的自衛力量。林伯渠最后號召“陝甘寧邊區160萬人民要成為一個融洽和睦的大家庭，要更進一步團結起來，為實現全國和平民主而奮斗”。

　　這屆邊區政府各廳、處負責人員是：

　　秘書長　王子宜，副秘書長常黎夫﹔

　　民政廳　廳長劉景范（兼），副廳長唐洪澄﹔

　　財政廳　廳長霍維德，副廳長黃靜波﹔

　　教育廳　廳長賀連城，副廳長趙伯平（后為江隆基）﹔

　　保安處　處長周興，副處長劉秉溫、趙蒼壁、李啟明﹔

　　保安司令部　司令員王世泰，副司令員閻揆要。

　　第三屆民選政府成立以后，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胡宗南調集軍隊准備向邊區進攻，邊區隨即轉入戰爭狀態。第三屆邊區參議會通過的三年邊區建設計劃被迫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