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思維與中共黨史研究【2】

二、黨在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變遷

近代中國“變”的共相之下一個顯著特點是多岐性，“幅員廣闊造成了明顯的區域性發展差異，同時還存在著社會變動與思想（或心態）等具體面相的發展變化速度不同步的現象”，以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近代中國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從價值觀念到生存競爭方式都差異日顯的兩個甚至多個不同的‘世界’”。[7]中國共產黨主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全面、最深刻的歷史變革，從繁華的國際大都會到偏遠的山區小村落，無不深受這一變革的影響，並以其實際行動處於這一變革過程之中。從地理空間變化的角度關注這一變革，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任務和使命之一。黨史地理空間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體現，在民主革命時期多表現為中國共產黨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多表現為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革與發展。

一是通過黨組織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去直觀地理解黨的歷史。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的歷史過程，在地理區域上也呈現為一個逐步擴展的進程，由最初的上海、北京等地擴展到湘、鄂、魯、粵等省，再逐步擴展到其他省份。當然，這一地理空間上的擴展絕不是直線前進的，而是經歷了大量的曲折與反復。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所隱含的基本邏輯就是：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中國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都須依靠人民軍隊的武裝護衛，二者甚至高度合一，因而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往往隨著軍事活動范圍的流轉和擴展而有所變化。當武裝斗爭開展得順利時，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往往能夠隨之由點到面迅速擴展﹔當武裝斗爭遭受挫折甚至失敗時，黨組織活動的地理空間也隻能隨之流動轉移，原有地理空間的黨史活動隻能要麼轉入地下，要麼遭到破壞。如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有力地拓展了中央蘇區黨和人民軍隊活動的地理空間，而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又直接導致黨的中央機關被迫實施戰略大轉移，而留下來黨組織隻能被迫轉入地下去“打游擊”，一部分能夠堅持下來，另一部分則被“破獲”。

二是通過黨和政府領導的區域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去理解黨的歷史。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遷與發展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黨史地理空間變化的直觀體現。近代中國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莫過於中國社會由封建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8]然而，黨和政府領導區域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的進程並非完全同步，客觀上形成了變革發展程度上的區域差異。如上世紀50年代東北地區工業發展迅速，靠近蘇聯、便於取得蘇聯援助是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后東南沿海成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很重要一個原因就在於政策允許其對外開放的時間要早於內地。再如，要徹底扭轉北京等大城市“越來越大”的大城市病，實現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協調發展，既要破除城鄉二元體制，也要徹底改變黨和政府長期實行的按照城市等級分配社會資源的傳統做法。

同時，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並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要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實現。“《水滸傳》中有位‘神行太保’，走起路來脫地有術。《西游記》裡也有許多妖怪神仙，一旦騰身而起，一去就是幾百裡。這些故事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重點都在‘騰’與‘脫’。相形之下，常態之下人們的活動，多半跳脫不了空間架構秩序所形成的制約。”[9]黨史活動要實現地理空間的流轉同樣面臨著形形色色的“障礙”，概括而言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地理距離障礙。長征時期紅四團隻能邊打邊走，在一夜之間步行240裡才能“飛奪瀘定橋”，馬家軍騎兵（騎馬）由於機動性好而給西路軍帶來滅頂之災，敵后武工隊在電視銀屏中已經騎上了自行車，而今人民軍隊的“騎兵”全部使用了機械化交通工具。再比如劉少奇1921年乘輪船和火車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路上走走停停花了三個月，1949年乘輪船和飛機再次秘密赴莫隻用了幾天時間。另外飛機的安全性也曾讓黨內高層們在選擇出行方式時非常頭疼，而日本新干線列車的“快”，對鄧小平下決心推動改革開放的意義不言而喻。

其次是信息距離障礙。紅軍建立初期隻能依靠通訊員上傳下達，在第一次反“圍剿”中消滅張輝瓚師后（1930年12月底）繳獲的一部電台和10名機組人員，才組建了人民軍隊第一支電台報務組。1935年《八一宣言》先在莫斯科發表，又於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上全文刊載，寄回國內后，到年底才影響到“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成為“一二•九”運動實際上的行動指南﹔到1936年春，“一些邊遠地區如海南島等地也看到了這個宣言”﹔[10]而莫斯科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要到1936年7月。[11]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第二年全國電視網才初步形成，[12]至於手機、網絡、衛星電話在黨史活動中的逐步普及，不過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最后是運輸條件障礙。川藏、青藏、新藏三條公路建成通車極大地緩解了西藏對印度戰略物資的依賴，從而成為西藏平叛后中央對藏、對印決策的關鍵因素﹔[13]高速公路、鐵路網的擴展和延伸極大地加快了區域間經濟、社會的融合與發展。第一條長距離輸油管線（大慶至秦皇島）建成和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完成技術改造，都發生於上世紀70年代中期。[14]而汶川大地震后，由於地面道路破壞嚴重，重型機械設備很難到達救災現場，頻繁用於調運重型機械設備而立下赫赫戰功的米-26（世界上載重量最大的直升機）當時國內隻有兩架，一架系哈飛集團2007年自俄羅斯租賃，另一架系震后從俄羅斯臨時租用。

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改善，曾經阻礙黨史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發生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逐步消失，一方面極大地便利了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與擴展，給黨組織開展活動以很大促進，另一方面也給以后的黨史研究增添了更多“麻煩”——黨史研究者需要更加專注地去對待這些不易引起歷史研究者注意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