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思維與中共黨史研究

摘 要：近現代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政治空間，是承載中共黨史活動的“容器”和平台，是深入理解黨的全部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黨史物質空間隱含著豐富的黨史信息，其建構、消失、發揮作用和形態變化，體現著特定的黨史邏輯。黨在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展現為“黨組織活動區域的流轉與擴展”和“區域社會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變遷與發展”，而實現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必須克服地理距離、信息距離和運輸條件等障礙。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的空間戰略選擇與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史活動原有的展開路徑與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黨史發展軌跡。

關鍵詞：空間思維﹔黨史研究﹔物質空間﹔地理空間﹔空間戰略

空間思維是指能夠突破點、線、面的制約，從立體角度去全方位思考問題的方式。政黨作為現代化的社會政治組織，既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歷史空間，也在不斷拓展或“生產”符合自身邏輯的社會歷史空間。空間因素天然地嵌入到了政黨歷史的每一個角落的事實，強烈地要求我們在政黨歷史的研究之中，必須具有空間思維。科學認識空間因素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中的邏輯地位，進而把空間因素納入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視野之中，對於我們深化中共黨史研究，進一步探尋中國共產黨發生發展的歷史規律具有重要意義。運用空間思維去理解中共黨史，進而開展黨史研究，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展開：一是黨史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二是黨在地理空間上的流轉變遷，三是黨的空間戰略的選擇調整。

一、黨史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物質空間隱含著豐富的黨史信息，其之所以建構、消失、發揮作用和形態變化，都蘊含著黨組織生成和發展的特定歷史邏輯。離開了物質空間的中國共產黨歷史，隻能是脫離了現實的抽象的空洞的歷史﹔也正是因為有了多姿多彩、源源不斷的物質空間的興廢繼替，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過程才呈現為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

一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去理解黨的歷史。特定黨史活動內容要求黨的物質空間按照其存在邏輯展開建構。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大體上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通過對自然空間的改造，使原有自然物質空間呈現為開展黨史活動所需的空間形態。譬如，韋拔群1925年夏天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束后，回到自己的家鄉廣西東蘭縣創辦的廣西農民運動講習所（今列寧岩），位於東蘭縣武篆鎮東南4公裡的拉甲山半山腰一個叫“北帝岩”的天然石洞內，是一處天然大課堂。[1]這種將自然空間（岩洞）改造為開展黨史活動所需場所（教室、圖書室、宿舍等）的做法，在沒有合法斗爭環境的早期黨史上不勝枚舉，既是革命先輩開創黨的事業過程中篳路藍縷的真實寫照，更是黨的事業從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勢的“孕育空間”。

第二種是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對自然空間進行改造，使原有物質空間呈現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所需要的全新物質空間。這一情況通常表現為黨組織帶領人民群眾為改造自然、戰勝災害、改善民生而形成的空間存在形態。譬如，武漢長江大橋“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焦裕祿帶領蘭考人民為治理“三害”積勞成疾，現今大片風沙鹽鹼地已綠林成蔭、糧棉兩豐﹔河南林縣人民經過十多年奮戰，在太行山上筑起“人工天河”紅旗渠，形成了一個涵蓋山坡、丘陵、梯田和盆地的完整灌溉網絡，徹底改變了該縣十年九旱的自然面貌﹔[2]而上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的三峽工程，不僅以“高峽出平湖”的偉績改善了長江航運，更改變了庫區整個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與前一種黨史物質空間的建構多出現在革命戰爭年代不同，這種由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對不合理的自然空間進行改造，使之形成符合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的空間建構，多發生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年代，生動地體現了黨史物質空間“執政為民、服務群眾、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建構邏輯。

二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消失去理解黨的歷史。很多物質空間以其消失而見著於黨史，黨史上物質空間的消滅同樣需要引起黨史研究者的注意。黨史物質空間的消滅至少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作為黨史活動的產物而得到建構的黨史物質空間，一段時間后因不再符合當時階段黨的建構邏輯而被消滅，如“大躍進”運動中風靡一時的公共食堂，在幾乎發揮了它的全部負面作用之后，很快就被解散了﹔盛極一時的人民公社，以天下第一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為例，雖然延續了20多年才退出歷史舞台，但“真正‘風光’的歲月最多兩年時間”。[3]二是作為革命活動或政治運動對象的物質空間在黨史活動中被消滅，如在“文革”初期開展的“破四舊”運動中大量建筑古跡被摧毀，寺廟佛像、故居墓廬、園林牌坊，幾無幸免，山東曲阜的孔廟甚至遭受毀滅性打擊。

三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作用發揮去理解黨的歷史。黨史物質空間一旦建構成型，又會在客觀上“對於其間將所要開展的活動”，“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規范性”。黨史物質空間在建構過程中注入了規劃者的特定目的和邏輯，“人們一旦進入或使用這個空間”，無論是黨員領導干部、共青團員、黨的積極分子，還是普通群眾（即便如埃德加•斯諾等來自西方的新聞記者），也“不得不跟這個規劃邏輯進行某種有意或無意的對話”。[4]這種對話往往在文化意義或社會意義上給進入者以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某種影響或暗示。如上文提到的廣西農民運動講習所，韋拔群等廣西農運的早期領導人“按照廣州農講所的面貌來設置課程，進行教學”，[5]洞口拱門貼的對聯是“要革命的站攏來，不要革命的走開去”，講台兩側的對聯為“地主豪紳把勞動群眾當盤中餐，勞動群眾把地主豪紳當槍口（胡著中“口”字遺失）靶”，講台屏風上懸挂馬克思、列寧和孫中山畫像，[6]無論是置身其中學習革命理論的人，還是我們今天的參觀學習者，都直觀深刻地感受著革命符號的沖擊與洗禮。諸如此類的黨史物質空間設置模式遍布全國各地，如紅軍大學、列寧小學、讀書生活出版社、列寧團校等等，它們以自己獨特的存在形態，展示著中國共產黨光輝燦爛的歷史。

四是通過黨史物質空間的形態變化去理解黨的歷史。同一黨史物質空間在不同歷史時期，圍繞不同的利益選擇，往往會具有不同的建構邏輯﹔而不同的建構邏輯往往又是不同利益資源博弈實踐的結果。由於近代中國社會利益體系支離破碎，多種利益關系相互交織、博弈、錯綜復雜，屢見不鮮的“城頭變幻大王旗”在展示革命斗爭環境“混亂”和“多變”的同時，也暗示了其“復雜”與“殘酷”的另一面。在不同時期處於不同的利益鏈條之下的同一黨史物質空間，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體現著不同的建構邏輯。如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北伐軍進入上海后，國民黨在龍華設立上海警備司令部（后改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成為囚禁和殺害共產黨員的政治監獄﹔抗戰期間，龍華監獄的監禁建筑多毀於日軍炮火﹔上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胡耀邦的關心下，上海烈士陵園先是將龍華二十四烈士殉難處辟為紀念地，90年代又正式籌建為龍華烈士陵園，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種截然相反的物質空間形態，呈現出的是黨史物質空間在殘酷的革命斗爭年代，圍繞不同的利益實踐展開的多條迥異的建構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