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思維與中共黨史研究【3】

三、黨的空間戰略選擇

黨的空間戰略關系黨的事業全局。根據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地調整空間戰略，是黨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基本經驗之一。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進行的空間戰略選擇與布局，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必須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在城市空間與農村空間中進行的每一次戰略調整，無論是從“以城市為中心”到“以農村為中心”，還是“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也無論是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知青大批回城”，還是改革事業從農村推進到城市，都對黨的歷史產生過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黨史活動原有的展開路徑與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黨史發展軌跡。

一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史。城市空間是現代工業文明和現代無產階級集聚的中心，不僅中國共產黨誕生於大城市，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都發生於大城市，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一重大革命戰略選擇上並未能直接觸及真理。在多次進攻大城市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人“被迫”轉入農村，才逐步認識到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隻能在農村保存和壯大革命力量，以農村為中心，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黨的工作中心向農村空間的轉移，在戰略上為中國共產黨開辟了廣闊的農村革命空間，由此在廣闊的中國農村逐步衍生出“根據地—蘇區—邊區—解放區”等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革命空間，並且多塊根據地、蘇區、邊區和解放區之間相互配合、不斷擴展，在實踐上逐步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態勢。

二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中共黨史。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正確地指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標志著城市空間在民主革命即將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階段的戰略地位得到了及時認可，這也為以農民為主體、長期以農村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迅速解放城市”、“較為完整地接收城市”以及“迅速開展以城市和工業為重心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認識基礎。當以城市和工業為重心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遇到困境（如就業問題、糧食問題）時，農村空間又開始成為“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隨著“文化大革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大批知識青年又開始“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5]然而，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並沒有徹底改變農村空間的落后面貌，反而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們“一窩蜂”返回城市，針對返城知青的就業安置還催生了“股份制”[16]，他們興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17]和民營企業的雛形——“個體戶”因此獲得了基本的合法生存空間。

三是通過對黨在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的戰略選擇去理解社會主義改革時期的中共黨史。“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社會主義改革又是在農村地區率先打開了突破口。農村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也為鄉鎮企業的崛起掃清了障礙，既打開了農村空間進步發展的閘門，更為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在城市的迅速推進奠定了基礎。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事業最鮮明地體現在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迅速崛起為“世界之窗”，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鮮活物証”。此外，城市地區的改革發展也極大地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原有形態，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似乎總也不夠住，道路車輛越來越好卻還是擁堵，對黨領導的城市建設及時化解“大城市病”和在密布的現代化寫字樓中開展黨的建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城市空間也開始“反哺”農村空間，為黨領導的新農村建設事業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現今城鎮化戰略大舉推進的歷史新階段，如何進一步探尋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各自的戰略特點和彼此的戰略關聯，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能夠在劇烈變動的城市空間和農村空間得到繼續拓展，是全黨面臨的一個全新課題。

當然，“我們談史學研究中的空間思維，目的並不在於狹義的提倡城市研究”。[18]中共黨史研究中空間思維的運用，也可以有更廣闊的應用平台和更豐富的研究技巧，如何使空間思維為中共黨史研究加分，仍然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目標。

[1]胡國勝：《紅色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頁。

[2][12][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974、973-974頁。

[3]王來青：《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興衰與變遷》，《黨史文匯》2009年第2期。

[4][9][18]葉文心：《空間思維與民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5]黎國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西右江的農民運動》，《廣西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

[6]胡國勝：《紅色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頁。

[7]羅志田：《見之於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張靜如：《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10]郭德宏：《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頁。

[11]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13]戴超武：《印度對西藏地方的貿易管制和禁運與中國的反應和政策（1950—1962）》，《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7期。

[15]鄭謙：《“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五題》，《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

[16]厲以寧：《被耽誤的股份制》，《經濟觀察報》2008年第366期，

[17]鄧澤民：《知識青年由上山下鄉到留城安置的轉變》，《江淮文史》2008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