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和談的斗爭【4】

四、爭取南京代表團的工作

　　南京代表團大多數人同我黨是熟悉的，他們當中有的人同情我黨（如章士釗），有的人長時間同我黨進行和平談判，並不贊成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屬於地方派系，在國民黨政府中並不得勢（如劉斐、黃紹竑），他們一般是有和平願望的。我黨既把他們作為談判的對手，同時又把他們作為爭取、教育的對象，並通過他們爭取李宗仁真正同蔣介石決裂，按照八條達成協議。因此他們來平后，我方除熱情接待外，還對他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談判前，我方代表多次與他們個別談話，交換意見。特別是毛澤東，從四月八日起，分別邀請張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釗、黃紹竑和劉斐、李蒸和盧郁文（南京代表團秘書長）談話，使他們思想有了轉變。見了毛澤東后，張治中很興奮。吃飯時，他談到了共產黨的朴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和虛心學習種種美德。他感慨萬端地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在這一期間裡，他們親眼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人民當家作主的情形及我黨干部的優良傳統，很為感動。四月七日晚，我們為南京代表們安排了晚會，演出了秧歌劇。演出完后，張治中對我方人員說：“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場，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領會一種新藝術的觀點，我始終是在笑著。我衷心地喜悅，這是我們民族的活力，一種青春的質素在裡面。”南京代表中有人還與三輪車夫、飯店茶館店員、大學生、中學生談話，深切地感到共產黨的領導是大有前途的。他們承認國民黨的錯誤和失敗，承認今后的國家工作應由共產黨來領導，同意了《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並表示願意說服李宗仁接受這一協定。在談判桌上，張治中坦然地表示：“國共兩黨的斗爭，到今天可以說告一結束了”，“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開擴些，重新合作”。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積極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談開始前，毛澤東接見李濟深、沈鈞儒等多人，並將我方的具體方案、文件先與民主人士商量。會議開始后，也將情況向他們通報。李濟深、譚平山、王昆侖、陳此生、陳邵先、朱學范、許寶駒等也多次與南京代表談話。如四月二日，張治中等六人去見李濟深，李向他們說：“孫總理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始終未能實現，而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都做到了。他們與孫總理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做錯了，我們要承認。”張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等問題提出詢問，李一一作了解釋。這些談話，對南京代表團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李濟深還派私人代表朱蘊山、李民欣同劉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軍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飛機來接代表團返寧。我們考慮他們回去后的安全問題，挽留他們。周恩來曾於二十日夜打電話給張治中、邵力子，說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請南京和談代表團同人全部留下﹔對已協議的《國內和平協定》，日后還會起作用﹔代表團各位，今后還會有貢獻，請他們考慮。周恩來還語重心長地對張治中說：“西安事變，我們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於是，在平的南京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李蒸及其隨從人員開會討論后，一致同意留下。張治中在六月二十六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說：“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出新的希望……我以國民黨黨員一分子的立場，隻有感到無限的慚疚﹔但是站在國民一分子的立場說，又覺得極大的欣慰。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轉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我多年來內心所累積的苦悶，為之一掃而空。”黃紹竑因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赴寧，解放軍渡江后，他即輾轉到了香港。為了盡最后的努力爭取李宗仁、白崇禧，劉斐於六月抵達香港，並曾秘密去過廣州。八月十三日，黃、劉聯合在港國民黨軍政人員龍雲等四十四人共同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堅決擁護中共的領導，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九月，張治中致電新疆的陶峙岳等，對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來，南京代表團的全體代表，都應政協籌備會的邀請，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后都參加了政府工作，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南京代表團轉向人民，意義是很大的，這在談判史上確屬少見，它充分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已喪盡人心，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則是眾望所歸，也反映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極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