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與1982年憲法的修改工作

彭真向中央寫報告提出，1978年憲法失之過簡，不如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修改為好

一個小插曲，香港報紙把憲法修改委員會全體會議消息放在頭版頭條，《人民日報》卻放在第四版，彭真氣得好久都不說話

彭真親自修改憲法序言，在序言中通過歷史的敘述，來說明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彭真極力主張恢復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並強調專政不能簡單地說就是鎮壓

總結“文化大革命”經驗，重視保護公民的權利，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82年憲法（即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在1982年通過，故稱1982年憲法）的修改工作是在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的主持下進行的。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師，參與了這部憲法的修改工作。下面，我就根據自己的記憶，對彭真在修改1982年憲法過程中所做的工作及其貢獻作一回憶。

一

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有過四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1954年憲法是在毛澤東主席直接領導下起草的。我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師參與了這項工作。那時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是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副秘書長。他在高校點兵，調了一批人，去幫助工作。這樣，包括我在內的一批教師被調去了。

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設在中南海。李維漢任秘書長，田家英是副秘書長之一。辦公室下屬有一個資料室，我們就是被調到這個資料室中，幫助整理有關中、外憲法的資料。同時為中央同志了解、學習憲法，還編了一些名詞解釋。后來全民討論時各地討論的材料上報過來后，我們也參與整理、匯編了這些材料。

據我所知，起草1954年憲法時，彭真不是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但他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列席了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而且，1954年2月，或許更早一些，憲法起草小組（1954年1月7日至3月9日，毛主席率一個黨內的工作班子，在杭州西湖起草憲法初稿，后來毛主席在講話中稱這個小班子叫作“憲法起草小組”）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成員有董必武、彭真、張雲逸等人。當時，我和他沒有什麼接觸。

1954年3月，毛澤東在第一次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講到1954年憲法是過渡時期的憲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到了1970年，差不多就是15年后，毛主席提出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的建議。於是組成以康生、張春橋等人為主的工作小組，負責修改憲法。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憲法草案，並公布出來。但是，由於后來發生了林彪事件，修改憲法工作被擱置。一直到1975年1月召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時，才通過了這部憲法。這是新中國第二部憲法。由於四屆人大通過這部憲法是在1975年，所以又叫1975年憲法。粉碎“四人幫”以后，又搞了第三部憲法，即1978年憲法。這部憲法是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葉劍英作的憲法草案修改報告。

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問題，從而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79年初彭真平反后，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不久又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開始主持我國的立法工作。他用三個月的時間，即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法律，並經1979年6、7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全部通過。這次會議還根據形勢，修改了憲法，但僅僅是局部修改。

隨著形勢的發展，留有“文化大革命”遺風的1978年憲法被提上全面修改日程。在1980年9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再一次對憲法進行局部修改的同時，成立了以葉劍英為主任，宋慶齡、彭真為副主任的憲法修改委員會，負責全面修改憲法。

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決定修改憲法后，憲法修改委員會設立了秘書處，具體展開憲法的修改工作。胡喬木任秘書長，另外還有7個副秘書長，他們是葉篤義、甘祠森、胡繩、吳冷西、張友漁、王漢斌、邢亦民（葉篤義、甘祠森是民主人士）。秘書處成員最初有我、王叔文（法學家）、肖蔚雲（北大）、孫立（全國人大常委會政法室）、李劍飛（全國人大常委會政法室）。孫立當過彭真的秘書，可能是在北京市的時候。后來，秘書處成員有所擴大。

起初，憲法修改的具體工作是由胡喬木直接負責的，后來他生病了。他負責的這一段，主要研究的是憲法框架。他只是把我們找去，談談他的想法。我們開始研究，不搞序言、總綱，也是向蘇聯那樣搞社會結構、國家結構、政治基礎、階級基礎，但上報中央后，被打了回來。后來還是按1954年憲法的結構，搞序言、總綱。所以，這一時期，並沒有拿出一個憲法草案的本子。

1981年夏天胡喬木生病住院后，彭真就直接抓憲法的修改工作。從這時起，我和他接觸多了起來。

1981年7月16日，彭真給小平同志寫信，請示憲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時間，以便安排工作。彭真身邊的班子，有龔育之、鄭惠、有林、顧昂然、楊景宇等。秘書處的人就多了。胡繩、王漢斌等還是副秘書長，協助彭真工作。

7月下旬，彭真就憲法修改問題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內容主要是，憲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綱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創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1978年憲法失之過簡，不如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好。有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以，准備按此修改憲法。

9月初，彭真即率我們起草組上了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憲法。我們住在9號樓，工作、生活、活動都在這裡。彭真住在2號樓，他自己有一套生活，包括吃啊，理發啦。他定期或一個月或半個月地過來和我們一起吃頓飯。他來了，我們也不加菜，還是和平常一樣。不過，他前面多兩個小碟子，放了一些大蒜和大蔥。

當時，我們起草組基本分成兩攤，一攤是起草憲法報告和序言，另一攤是起草具體條文。副秘書長王漢斌、胡繩是兩頭挂。起草報告、序言的主要是找來的一些大手筆，如（彭真的秘書不包括在內）龔育之、有林、鄭惠、盧之超等。打臨時工的人不少，大概有朱穆之、胡績偉、穆青、華楠等，他們斷斷續續地來幾次。另外，還有顧明，他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有一次彭真說，顧明是沒有任命的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我們其他的人，包括王叔文、肖蔚雲、項淳一、顧昂然、楊景宇、孫立，還有我，主要負責起草具體條目。我們之間也有分工。我負責的是國家機構部分。

在憲法修改過程中，彭真經常請一些人來開座談會。請什麼方面的人，主要要看重點解決什麼問題。我們開了不少座談會。有一次把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都請來了，如孫冶方、徐禾、蘇星、薛暮橋、於光遠等。我們還請過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等。如費孝通、錢偉長等。青年理論家如陳昊蘇等也被請來過。彭真有時常邀請一些省市的負責人來談。除了召開座談會，還把稿子送出去，如送到中央、國務院各單位，讓他們提意見，有時也發到地方，如地方黨委什麼的，征求意見。每次開完座談會，我們都整理出了簡報。

在憲法修改過程中，彭真主要思考憲法修改中涉及的一些大問題。有時他直接給我們說些精神。有時則是把胡繩、王漢斌找去，他們回來后再向我們傳達精神。我們是集體起草，一條一條地擬。起草了一稿就送過去，給彭真看。有時他改，有時不改，說這個問題還需要斟酌。有時我們送過去好幾個方案。

按照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決議，憲法修改是有時間要求的，即召開下次代表會議時拿出憲法草案。但到11月初，我們起草組還沒有拿出一個初稿。於是，彭真提出推遲修改憲法完成期限。這樣，在11月底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彭真作了關於建議推遲修改憲法完成期限的說明，建議推到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拿出草案。

1981年11月下旬，我們按照彭真的要求，經過兩個多月的突擊，拿出了憲法修改草案初稿。1982年1月，憲法修改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對這個稿子進行了討論。在此基礎上我們起草組又提出了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這個稿子后經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二次、第三次全體會議討論修改，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批准，於1982年4月提交全民討論。在全民討論的基礎上，憲法修改委員會召開了第四次、第五次全體會議又作了一些修改，到1982年11月底向全國人大提出，並於12月4日由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

我記得在憲法修改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出現過一個小的插曲：彭真發過一次脾氣。這次會議召開時，《人民日報》發了消息，但放在第四版的下面，且版面很小。而香港的報紙，如《大公報》、《文匯報》，都頭版頭條，套紅，大字登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彭真的秘書拿來《大公報》、《文匯報》給彭真看，他看后，非常生氣，就把人民日報社長及總編叫來，剋了一頓。開會時，我看到彭真坐在台上，氣得好久都不說話。《人民日報》第二天補發了消息，又登了一張照片，都放在頭版頭條。

1982年憲法不僅發揚了民主程序，而且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改一稿給中央書記處送一稿，中央書記處討論了8次，中央政治局討論了3次。后來，彭真說，報告上都沒有說，因為這是黨內的事，不需對外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