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貴州及其歷史地位與文化價值【2】

二、紅軍長征在貴州的歷史地位

紅軍長征在貴州期間，發生了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對整個長征乃至中國革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奠定了長征勝利的基礎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從湖南通道轉兵進入貴州黎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烏江南岸的猴場再次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了黎平會議制定的戰略行動方針。會后，紅軍強渡烏江，於1935年1月7日佔領黔北重鎮遵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3月中旬，在貴州遵義縣苟壩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紅軍長征從被動到主動、最終踏上勝利道路，轉折點是遵義會議。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寫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沿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弄得敵人扑朔迷離，處處挨打，疲於奔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陝北勝利會師標志長征最后勝利結束。而紅二、紅六軍團長征轉戰貴州期間，召開的盤縣會議是推動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的重要會議。1936年3月30日，紅二、紅六軍團負責人任弼時、賀龍等在貴州盤縣“九間樓”召開會議，決定放棄在南北盤江建立根據地的設想。3月31日，紅二、紅六軍團離開盤縣，開始了以強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為目的的戰略轉移。盤縣會議是紅軍長征中又一次具有戰略轉折意義的會議，不僅從根本上擺脫了其自身在長江南岸孤軍苦戰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順應了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斗爭新形勢，對粉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促進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也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二）開始形成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

1965年，鄧小平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斗力的黨》中指出：“從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們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時間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我們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損失，到最后在蔣介石統治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在紅軍蘇維埃區損失百分之九十……到了遵義，王明、博古路線不能繼續下去了，怎麼辦？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才開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為中央領導，可以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339、344頁。）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是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經過勝利和失敗的長期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從遵義會議開始，又經過10年努力，到黨的七大，黨的領導更加成熟，黨的力量成倍壯大，黨成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革命的核心力量。

（三）翻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

正如1963年毛澤東同外賓的談話中所說，“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55頁。）1943年，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中也對此作出了充分的論述。事實正是如此，遵義會議在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同時，也全面開啟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不斷探索中，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綜上所述，我深深感到：貴州是長征紅軍的福地﹔紅軍是貴州人民的救星。紅軍長征在貴州絕處逢生，轉危為安﹔貴州因紅軍長征而得以接受革命洗禮，名垂青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