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緣戰略：背景、生成及分析【3】

三、影響中共七大地緣戰略的各因素分析

任何政治行為體都生存在特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都受到同一格局中其他政治行為體的約束和影響。對前者而言，這些后者分別扮演著盟友、對手或中立者的角色。作為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中共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緣戰略也受到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約。這些外部政治力量主要包括：國民黨、汪偽、美國、日本、蘇聯。

（一）國民黨因素

在中國國內政治格局中，國民黨是中共最為重要的競爭對手。整個抗戰時期，國共力量對比一直在朝向有利於中共的方向而變化。特別是經過1944年豫湘桂戰場的大潰敗以后，國民黨的實力明顯下降。但是，國民黨的實力變化在地域和時間上也是不平衡的。在正面戰場出現潰敗的同期，國民黨軍又在緬北、滇西取得對日反攻作戰的勝利，再加上美國對國民黨軍提供的整訓和大量軍援，國民黨的實力到1945年春以后又有所恢復。

面對日本走向敗亡的形勢，國民黨也就對日反攻作戰的戰略方案進行了規劃和設計。首先，為了打通久已斷絕的海上對外交通運輸線，國民黨將反攻的首要目標定在華南地區。1945年2月14日，經研究和討論，蔣介石同意了魏德邁 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擬定的反攻廣州、九龍的計劃。該計劃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出動10個師，從5月1日起攻擊並收復柳州和南寧，然后向南方海岸發展，收復雷州半島及湛江海口﹔第二步是出動36個師攻佔廣州、九龍，然后在1946年初開放這兩大海港，作為海洋交通線與總反攻之基地，並動用海空力量進行封鎖，一舉肅清在台灣、南海及海南島的日軍。(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中國台灣“國史館”，1978年，第677頁。)其次，國民黨將反攻的次要目標列為華中地區。1945年5月，國民黨第三戰區 抗戰時期，國民黨總共有四次大規模的戰區劃分。其中，到1945年4月第四次劃分后，第三戰區所轄范圍為浙南、贛東、閩北。(參見房列曙、胡啟生：《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戰區劃分的演變》，《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司令長官顧祝同擬定了東南戰場的作戰計劃。該計劃提出：東南戰場“應即劃分剿匪區，集結必要兵力，以軍事為主，黨政為輔，先積極剿滅防線內，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指中共領導的人民力量——引者注），再於沿海、沿江各要地，挺進有力部隊，徹底建立以軍事為主之黨政軍一元化據點，准備迎接盟軍之登陸”。該計劃主要依靠三個戰區的國民黨部隊來執行：第三戰區負責以京滬杭為中心的華東地區﹔第七戰區 此時，第七戰區所轄范圍為贛南、閩北。負責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第九戰區 此時，第九戰區所轄范圍為贛西南。負責湘、贛等省，但其主力應以衡陽日軍為主要作戰目標。該計劃也得到蔣介石的首肯。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2005年，第169—170頁。)從其內容看，國民黨此時已經確定了在抗戰最后階段與中共爭奪華中的戰略方針。再次，國民黨對於爭奪華北地區也有一定的考慮。1945年6月9日，蔣介石記述道：共軍近日向伏牛山、嵩縣一帶我軍襲擊，並窺伺立煌（縣），“而其有力之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僅為擾亂我軍與盟軍接應之計劃，而其另一目的乃牽制我黃河以南各軍，不能向華北前進也。故此時我國軍必須准備有力部隊向華北挺進，以直接打破其向南之各種企圖也”。(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718—719頁。)另外，對於東北地區，國民黨也給予了一定的關注。1945年4月，蘇聯宣布廢除《蘇日中立條約》后，蔣介石憂心忡忡地記述道：“俄國必於近期內以攻倭為名，垂手而佔我東北，對倭戰局實有急轉直下之可能，我國軍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徹底覺醒，力圖自強，則所有革命基礎與希望完全絕滅”。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第693頁。)

從以上各方面來看，國民黨關於抗戰反攻階段的戰略計劃在布局上是極不平衡的。在舉足輕重的華北地區，由於國民黨軍沒有重要的戰略支點，對中共力量的發展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隻能寄希望於美國屆時的干預和援助。對於東北地區，國民黨更無從發力，隻能寄希望於美國出面干涉來制約蘇聯，或者通過與蘇聯的談判，用一些涉及國家利益的妥協和讓步來換取其對國民黨接收東北主權的支持。而正是出於各方面的限制，國民黨必須在表面上維持國共和談的局面，並優先考慮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

（二）汪偽因素

由於日本的扶持，到抗戰中后期，以汪精衛集團為中心的偽政權出現崛起勢頭，並在一段時間內匯集了大批投機政客，組建起數十萬的偽軍部隊，成為中國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於缺乏具有號召力的政治理念，內部也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汪偽集團的發展前景十分暗淡，無法與國、共兩大政治力量相抗衡。而由於部隊數量較多，且盤踞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等重要戰略位置，其在抗戰最后階段的動向與抉擇，對於國共兩黨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影響。

從汪偽方面來說，其上層在時局走向問題上是比較悲觀的。1945年3月11日，周佛海在汪偽內部談話中斷言：中日之爭如非政治解決，則南京（指汪偽——引者注）實無出路。但是，基於同國民黨的各種歷史和現實聯系，其上層傾向於反共，並希望從國民黨方面尋求出路。1944年11月，汪偽政權首腦陳公博召集偽軍各將領軍事會議，決定向國民黨提議聯合“剿共”，並對新四軍的渡江南進採取防范措施。( 參見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精衛國民政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85—286頁。)2月23日，周佛海、陳公博召集偽軍主要將領會商，確定今后的軍事作戰方針為：“美軍如在中國登陸，日以全部力量應付，至我軍，則擔任剿伐其后路及側翼之共產黨。至對渝軍（指國民黨軍——引者注），如來攻擊，則予抵抗，而不取攻擊”。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988—989頁。) 另外，1944年以后，由於日本方面急於通過汪偽政權來與國民黨政府“謀和”，且汪偽上層也急於通過代為搶佔京滬杭等中心地區來討好國民黨政府，汪偽與國民黨之間的聯系和來往趨於頻繁。

中共在抗戰期間一直比較重視偽軍工作，並收到了一定效果，在各地爭取了大量偽軍反正或轉向中立。因此，彭真在七大期間關於淪陷區城市工作的發言中，專門提到要把爭取反正的偽軍偽警作為發展內應的重點之一。但是，對於能否爭取大部分偽軍反正的問題，中共持比較謹慎的態度。陳毅在七大的大會發言中指出：中國的偽軍主要在華中，華中的偽軍將來一定要找新四軍，但是在全國來說，他們是向著國民黨的，所以不可夸大說我們可以完全掌握偽軍﹔日軍也不會那樣坐觀讓其反正，它在我們反攻前，一定會先對偽軍來一個處理，解除他們的武裝。(參見《陳毅在七大的大會發言》（1945年5月1日）。)而毛澤東在七大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也指出：到抗戰結束時，有可能“偽軍搖身一變，挂起蔣介石的旗子，歡迎蔣介石，歡迎閻錫山，使我們很不好辦。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們馬上就佔了，我們來不及。我們要有這種精神准備”。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4頁。)

（三）美國因素

抗戰后期，中共對於和美國的合作前景一直抱有較高的期望。進入1945年后，中共的努力仍在持續，而且在實踐層面取得一些進展。1月，中共中央軍委作戰部繪制了《中國解放區形勢圖》，並經美軍觀察組轉交羅斯福。2月，美國空軍又將其復制成英文版，提供給B-29轟炸機飛行員使用，以備在執行對日轟炸任務中遇到緊急情況時，爭取降落到中共控制區。(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421頁。)稍晚一些時候，應美方要求，由中共中央軍委作戰部主辦的氣象訓練班正式開班，而美軍觀察組專門派人員協助教學。(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422頁。)中共還對美國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議，希望其能夠扭轉對華政策中逐漸增強的“扶蔣反共”傾向。3月13日，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的謝偉思指出：美國仍然不完全理解共產黨人，美國對華政策依舊是曖昧不明的﹔“中國戰后最急需的是發展經濟”，“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適當的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發展經濟的僅有的國家”，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將給中國帶來民主和堅實的工業化的手段”。 (〔美〕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著，羅清、趙仲強譯：《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27—329頁。)直至4月1日，在謝偉思離開延安前夕，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還專門與他進行了最后一次談話。毛澤東還特地表示：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友好的美國支持在中國實現民主和在對日作戰中進行合作﹔而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採取不插手政策。(參見《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中卷，第589頁。)

但是，隨著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逐步明確，中共開始放棄與其合作的設想，並高度警覺其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上指出：到戰后，“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國為主控制國民黨，英國可能插進一隻小腳。這一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共產黨要好好准備，以應付這個變化”。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2頁。)另外，他還特別談到美國可能實行對華武裝干涉，指出要准備應付危機。6月2日，他再次強調：“美國現在定下的方針是聯蔣抗日、拒蘇反共，全面稱霸東方，決不會退讓”，美國的政策是很危險的。 (《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424頁。)與此同時，中共在對美合作問題上出現變化。6月2日，葉劍英在與美軍觀察組人員談話時，就美方在華北地區建立通訊網的要求指出：我們必須對美國在整個華北的戰略計劃知情，才能同意建立通訊網﹔而且，我們有近百萬軍隊，無論你們是否合作，我們都要堅持抗戰並獲勝。( 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424—425頁。)葉劍英的這一表態是向美國表明：雙方合作必須是一種平等合作。這也代表了中共此時處理對美關系的基本立場和態度。

（四）日本因素

到1945年夏，日軍依舊控制著中國沿海沿江和平原的主要地區，尤其是控制著華北和華中的大城市地區和交通要道。因此，日軍將來的動向，直接影響到中共在戰爭末期乃至戰后的發展前景，也就成為中共非常關注的問題之一。

從日本方面來說，從1944年起，隨著中共力量的穩步增長和國共兩大政治力量實力對比的變化，日本進一步重視中共在東亞政治格局中的地位。1944年7月，日軍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對中共根據地改稱“延安政權”，對“反共、剿共、滅共”等名稱，一般情況下應避免使用，並決定了宣傳要領。 (參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7—428頁﹔〔日〕田島信雄：《中日戰爭與日德中蘇關系》，《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12月12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發給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的電報中稱：“中國現在事實上共產黨跋扈，帝國不得不將此作為實際問題默認”。 (轉引自〔日〕田島信雄：《中日戰爭與日德中蘇關系》，《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2期。)而在1945年6月，日本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主動向中共華中局派出代表，並在初步會面后，提出了更高級別的會談要求。為摸清日方意圖，並在確定絕不談具體問題的原則后，中共中央指示華中局方面，對其作出回應，並派出敵區工作部部長楊帆等人前往南京，與日本華中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參謀長小林淺三郎等人進行會談。在會談中，今井武夫向華中局代表提出：希望和中共在華中達成局部和平協議，甚至開出了願意讓出8個縣城的條件。(參見楊帆口述，丁兆甲執筆整理：《斷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長》，群眾出版社，2001年，第111—116頁。)

對於中共方面來說，和日本因素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日軍何時失敗。根據各方面的估算和權衡，中共認為日本迅速失敗的可能性不大。1945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時指出：看樣子日本幾個月還不會倒，“因為日本法西斯手裡現在還有東西，它不和美國人打硬仗。留下本錢慢慢打，它就是這麼一個計策”。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50頁。)3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給各地的指示中提出：“日寇最后失敗已不可避免，但他此時正准備持久掙扎，故我們在抗戰勝利前尚有一段艱難路程”。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1—62頁。)在七大期間，毛澤東也預計認為：日本明年就會被打倒，目前日軍的作戰是寸土必爭，但也有可能將全部軍隊從華南、華中退出，集中到華北，並提出和平妥協的條件，與美、英講和，這將是一個很大的變數。(參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91頁。)七大剛閉幕后，中共中央就向八路軍南下支隊、廣東區委、河南區委接連發出指示電，其中都對抗戰最后階段所需時間作了大致的估計，即：對日戰爭今年尚不能達到最后決戰階段，日美決戰當在明年夏季以后，日寇潰敗的時間大約還有1年至1年半。(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144、145、151頁。)

（五）蘇聯因素

較之其他因素，蘇聯因素尤其受到中共的重視。1945年春以后，隨著蘇聯主動中止《蘇日中立條約》和德國的投降，蘇聯的戰略重點開始轉向遠東，並積極准備對日作戰。由此，中共開始高度重視蘇聯在遠東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作用。七大開幕時，毛澤東指出：“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后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蘇聯，毫無問題是朋友，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83、123頁。)而到七大閉幕時，他又進一步強調：“現在世界上大國的外交政策，隻有蘇聯是主動的，英、美、中都是被動的”，“蘇聯強大了，歐洲人民覺悟了，英國人民覺悟了，美國資產階級中有想與英國反動分子結合反蘇的，但大部分人是願意與蘇聯搞好關系的”﹔“蘇聯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英、美各國的人民，對蘇聯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87—189頁。)

但是，中共並不能確定蘇聯是否會在最近時期內就放手援助中國革命。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曠日持久的對德戰爭剛剛結束，蘇聯雖然獲勝，但自身損耗極大，在正常情況下，需要用較長一段時間來休整和調動部隊。1945年3月，謝偉思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寫道：雖然中共認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合乎邏輯的要求和必然發展，但仍然堅持認為，還不能對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作具體的估計，在對日作戰進入相當晚期之前，蘇聯可能不會參戰﹔因為，“在打敗德國以后，俄國還要用相當長的時間向西伯利亞調動兵力和進行准備”，“並且，如同開辟歐洲第二戰場之前，盟軍必須在英國建立優勢兵力一樣，所以這些俄國部隊，在進入作戰之前必須強大到能確保勝利”。 (《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300—301頁。)應該說，謝偉思的判斷是通過對中共的觀察和接觸得出的，也比較准確地反映了中共的想法。

因此，考慮到蘇聯近期援助中國革命的不確定性，毛澤東在七大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一定會援助我們，但是也要考慮到無產階級國際一時不能援助中國革命的可能性，“還是按照過去那樣，全黨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克服困難”。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7頁。)

總的來說，在抗戰末期的東亞地區及中國國內政治格局中，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之間存在著明顯或潛在的盟友、敵對或中立關系。這些關系可能是相對固定的，也可能是游移不定的，其變動由總體格局及雙邊關系的走向而決定。從總體格局的走向來說，作為中共長期的敵對者，日本和汪偽必然走向敗亡並退出角逐﹔作為中共在戰時的國內合作者，國民黨與中共在未來國內政治中的分庭抗禮已成定局，無論最后是通過“戰”，還是通過“和”來解決問題，雙方轉向對抗關系是明確而必然的﹔作為中共在戰時的外部合作者，美、蘇兩大強權對華政策的走向是兩個特別重要的因素，它們與中共之間關系的性質，對於后者的發展及中國革命的進程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