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緣戰略：背景、生成及分析

摘要:抗戰期間，中共的地緣戰略經歷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進入1944年以后，中共的總體地緣戰略布局明顯地出現了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由內陸轉向沿海、由農村地區轉向城市地區的發展趨勢。面對新的歷史性境況和考驗，中共七大在議程的各個階段對地緣戰略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醞釀和討論，並最終形成了新的戰略方案。作為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主要角色，中共及其在七大上制定的地緣戰略也受到諸多外部政治力量的制約，主要包括國民黨、汪偽、美國、日本、蘇聯。總體來看，中共七大地緣戰略具有鮮明的自主性、杰出的前瞻性和相當的靈活性。

關鍵詞:中共七大﹔地緣戰略﹔政治格局

作為民主革命時期最重要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在中共歷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在抗戰臨近結束、戰后新時期即將到來之際，七大對於中共的總體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建國藍圖和方案都進行了系統的規劃和設計，對於中共在抗戰末期和戰后初期的發展具有戰略上的指導意義。

對於中共七大的研究，學界目前研究成果不多，且多集中於對其路線、方針、歷史地位和意義等方面的研究，而對其戰略層面的價值和意義涉及不多，而從地緣政治角度來入手的更是空白。(對於中共七大的研究，可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書第一部分談話錄之第十《關於歷史決議與七大》、第二部分初擬稿之第十三《黨的七大》﹔李萬錦：《略論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的歷史局限》，《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友剛：《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不存在“歷史局限”——與李萬錦商榷》，《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馮蕙：《團結與勝利——七大的工作方針》，《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曹志為：《中共七大與毛澤東對美外交思想的轉變》，《北京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曲慶彪、余萍：《中共七大毛澤東的建國方略》，《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3期﹔徐安莉：《中共七大與毛澤東農民問題的理論發展》，《遼寧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曉峰：《七大前后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翟昌民：《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聯合政府”是戰略目標還是策略口號》，《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梁柱：《黨的七大與毛澤東確立的思想路線——紀念中共七大召開60周年》，《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年第3期﹔薛承：《七大前后黨對“轉變”的科學預見與經營東北的戰略籌謀》，《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李穎：《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共七大》，《北京黨史》2005年第6期等。另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的《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紀念中共七大召開60周年論文集》（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書還收錄了關於中共七大的專題研究文章85篇，其選題涉及七大研究的諸多方面。)為此，本文將以檔案及文獻資料為基礎，對中共七大的地緣戰略出台的背景、過程及內容作出考察、分析和評價。

一、從抗戰初期至七大召開前夕中共地緣戰略的演變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次劇烈的地緣政治格局變動，其結果重塑了東亞地區及中國國內的地緣政治格局。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期間，作為一支影響總體地緣政治格局走向的重要政治力量，中共的地緣戰略(地緣戰略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舒曼（Frederick L.Schuman）於1942年提出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開始在國際關系學領域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學界對於地緣戰略的定義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其中，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說法最為簡明得當：所謂地緣戰略，就是“對地緣政治利益做戰略上的掌管”。而筆者認為：由戰略含義的變化來看，地緣戰略是一種大戰略，是政治行為體（包括國家、政治集團等）著眼於地緣政治的分析角度，對自身所有資源和力量進行合理控制和使用，以促進和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整體規劃和設計。而一般來說，對地緣戰略的分析應該包含對戰略環境的評估、戰略目標的設置、戰略方案的制訂等內容。)經歷了明顯的變化。

在抗戰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緣戰略主要由兩個層面的內容所構成。第一，從發展方向來看，華北和華中是重點，而其他地區是輔助。從抗戰伊始，中共就派遣主力部隊挺進華北和華中的敵后戰場，在廣闊的敵后地帶實施了戰略展開，創建和鞏固了一批重要的抗日根據地。第二，從不同類型地區的分工來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處於主要地位，淪陷區工作和國統區工作處於配合地位。前者的目標主要是發展軍政實力，並形成有利於將來發展的戰略支點﹔而后兩者的目標主要是保存組織、積蓄力量、向根據地提供情報、人員和物資援助，以及通過對外交往和國共談判加強或維護國際、國內統一戰線。

中共的地緣戰略在這兩個階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幾方面原因：第一，與日本、國民黨及其他政治力量相比，中共實力在總體上還比較弱小，控制區域比較小且多被分割，軍隊數量比較少且裝備較差﹔第二，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不斷后撤和日軍兵力的相對不足，華北、華中的敵后地區存在大片的權力真空地帶，這就給中共力量的發展提供了空前廣闊的空間﹔第三，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階級矛盾讓位於民族矛盾，國共之間、同盟國之間存在合作關系，因此，對中共來說，不僅在國統區的發展須有一定的自我約束，而且在處理全局及局部的國共關系時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在抗戰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地緣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隨著戰爭的進行，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不斷擴大，黨員和軍隊人數也出現了快速的增長。到1938年底，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經遍布華北，軍隊發展到18萬人。到1940年，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一步擴展到華中和華南，軍隊發展到50萬人以上。到1943年為止，中共在華北和華中都獲得了較為穩固的地位。其中，在華北，由於國民黨勢力的衰微，中共成為與日軍分庭抗禮的強勁對手，並呈現出成為未來支配性力量的光明前景﹔在華中，中共雖然還比較弱小，但在長江以北多個區域佔有局部優勢，與日軍、國民黨一起形成了鼎立之勢。而隨著中共力量的不斷上升，中國國內政治格局逐漸呈現日本、國民黨、中共三元對峙、角逐的態勢。

從1941年初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到1944年初，中共在國內總體格局和抗戰走向問題上，形成了兩個基本判斷：第一，國共合作在戰后仍會繼續下去，中國在戰后走向“分疆而治”的可能性比較大。1942年7月9日，毛澤東致電正在華中的劉少奇，指出：“整個國際局勢，戰后一段時期內仍然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國民黨在戰后仍有與我黨合作的可能”﹔“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19、420頁。)。第二，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其自身力量逐漸削弱，中國抗戰的危機逐漸加重。1943年6月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指出：“國民黨對敵、對外（英美）、對共、對民、對黨（中央與地方、西西 西西即國民黨內的CC派。與復興）五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漸增長”，“抗戰還須准備三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頁。)。7月23日，已經回到延安的劉少奇致電華中負責人陳毅、饒漱石，指出：由於數年來蔣介石頑固派的極端反動政策，國民黨統治力量大大削弱，各派矛盾和官民矛盾大大發展，大后方已是“民不聊生、民變蜂起，而國民黨對之毫無改善的根本辦法”，“國民黨是否能在將來組織有力的對日反攻，實大成問題”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80、81頁。)。

根據以上兩個基本判斷，中共在地緣戰略布局上也提出了兩個設想。第一，應分清主次，將戰略發展重點放在華北和華中的江北地區。1943年1月5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和饒漱石，指出：新四軍不宜再向江南和浙東發展，我們的總方針是在戰后與國民黨繼續合作，並開至黃河以北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5頁。)。第二，應未雨綢繆，作好應付抗戰危機局面的准備。1943年12月16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冀魯豫負責人鄧小平，指出：日本實力仍相當強大，且據太平洋之險，英美反攻非易事﹔而國民黨機構腐化，特務橫行，在長期戰略相持階段中，力量未見增長，反而減弱﹔因此，我方應作長期准備，防止輕敵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138、139頁。)。

果然，進入1944年后，中共對抗戰危機的預判得到驗証。由於日本海軍在太平洋地區接連慘敗，基本失去了制海權，日本各佔領區之間的交通聯系出現嚴重困難，日軍大本營遂於1月下達指令，集中中國派遣軍的40多萬主力部隊，發起“一號作戰”，以打通從河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並進一步摧毀國民黨軍。自4月中旬起，日軍先后向駐守在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沿線的國民黨軍發起持續而猛烈的攻勢。在日軍空前猛烈的打擊下，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場出現大潰敗。正面戰場突然出現的崩潰之勢，不僅引發了整個抗戰局勢的劇烈變動，也對中共產生強烈沖擊。

1944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關於時局的報告指出：目前國內和國際形勢都是反法西斯力量和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我們要准備迎接勝利。(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13頁。)與以往明顯不同的是，他對淪陷區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現在的任務是要准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的千百萬勞動群眾和市民群眾圍繞在黨的周圍，准備群眾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5、946頁。)

5月21日，毛澤東又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工作報告中，對時局及國內格局的走向作了更加詳細的判斷。他指出：在河南戰場,蔣介石三大主力之一湯恩伯部完全無能，胡宗南有兩個師也隻剩下一個團，“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三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就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力量對比也會起變化。將來在英美准備反攻的條件下，日本的軍心民心和中國敵佔區民心大大動搖時，日本力量和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對比也就會起變化”。基於這種判斷，他提出：六大的路線基本正確，“但是未解決根據地問題，而提出准備暴動，奪取大城市”，“這在從六大到現在都不可能實現，但將在七大后去實行”，“現在我們要將薛岳進上海變為陳毅進上海，而且我們有了幾十個‘薛岳’”。(《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141頁。)在報告中，他還告誡黨內：黨的工作重點“將來由農村轉到城市，會發生許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要有精神上的准備，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做城市工作”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41頁。)。

從以上兩個報告的內容可以看出，自1944年5月起，中共對於國共關系和抗戰走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評估：國共力量對比開始朝向對中共有利的方向發展，而抗戰要取得勝利，可能要更多地需要依靠中共領導的人民力量。由此，在地緣戰略布局上，中共開始在發展方向上作出調整，並開始實施一系列關系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第一，設置相關機構，從組織上加強對淪陷區城市工作的領導。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各局各委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而負起准備奪取所屬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的責任來”，“一方面發展與鞏固根據地，依據現有基礎，建設比現在強大得多的軍隊與地方工作，又方面，爭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萬群眾，瓦解與爭取偽軍偽警，准備武裝起義，以俟時機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裡應外合地進攻日寇，佔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244頁。)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為彭真。9月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在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和區黨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和城市工作部，前者為商討性質的組織，后者為實際執行工作的組織。 (參見《彭真年譜（1902—1997）》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46、247頁。)之后，各地相繼成立城市工作部。到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城市工作會議。彭真在會議報告中重申了准備城市武裝暴動的任務，並進一步要求：每個城市都要組織一個委員會或幾個委員會，誰有關系誰搞，現在不統一，奪得了城市再統一﹔要慎重選擇干部，組織形式要簡單，要受當地黨委領導，要搞好統一戰線工作，要依靠群眾。 (參見《彭真年譜（1902—1997）》上卷，第251頁。)會后，中共中央又向各地派出一批城市工作人員。

第二，根據正面戰場發展形勢，分兵進軍敵后新區。所謂敵后新區，主要是指國民黨正面戰場大潰敗后被日軍侵佔的地區，主要分布在中部的豫、鄂、湘、桂、粵各省。首先，中共中央要求新四軍、八路軍進軍河南，開辟新解放區。1944年6月23日,劉少奇、陳毅致電新四軍軍部和第5師，指出：河南戰役結束，日軍全盤戰局重心在攻略粵漢路，“我五師戰略地位和作用益形增高，五師今后發展方向應該確定向河南發展，完成綰轂中原的戰略任務”，“使我華中華北陝西呵成一氣，便解決我黨我軍顛扑不破的戰略地位”﹔另外，“五師宜以一步兵力加強鄂南分區”，但鄂南是次要方向。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259、260頁。)之后，新四軍第5師、第4師、八路軍冀魯豫軍區分別派出部隊，從各個方向進入河南，開辟了大片新根據地。其次，中共中央從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中抽調一部，南下河南，先開辟新根據地，然后與新四軍第5師會合，接著繼續向南，力爭同華南部隊實現連接。再次，中共中央多次致電東江縱隊，要求其向粵北山區地帶發展，爭取實現同八路軍南下支隊的會師，並在湘粵邊界建立根據地，以共同造就中共南方力量之有力一翼。中共中央的上述戰略決策，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其目標指向盤踞在中原、華中和華南大城市地帶及交通要道的日軍，主要意圖是對其形成威逼並造成包圍勢態，並在反攻時就近將其殲滅。另一方面，其目標指向屯聚在西南、西北地區的國民黨軍，主要意圖是在豫西、鄂西和湘粵贛邊建立戰略基地，等到日軍失敗時，阻遏國民黨軍東進。八路軍南下支隊出發前，任弼時指出：日軍投降時，“國民黨的這股逆水大致會分三股從西邊沖下來，即由西安到洛陽、鄭州為一股﹔由寶雞、漢中往襄陽、武漢為一股﹔從重慶往沙市、長沙為一股”﹔南下部隊要有奪取武漢、長沙、鄭州等重要城市的計劃。 (《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0頁。)

第三，根據華中形勢變化及前景，指示新四軍把發展重點轉向江南。1944年8月3日，毛澤東、劉少奇、陳毅指示華中局：請研究在上海、杭州周圍、滬寧路兩側發展游擊戰爭，包圍滬杭兩城及滬杭路，以及組織沿海、沿江水手兩項工作，並“分段分區給各地黨和軍隊以一定的任務，努力爭取完成”。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302頁。)8月21日，毛澤東指示華中局：美軍准備登陸中國，“請你們認真布置吳淞、寧波、杭州、南京間，特別是吳淞至寧波沿海及滬杭甬鐵路沿線地區的工作”。 (《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中卷，第537、538頁。)11月7日，華中局指示粟裕、譚震林、黃克誠、鄧子恢：“華中局目前發展方向：一面向南，即發展東南，控制蘇浙。一面向西，即發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向南發展，“我們准備由粟（裕）率兩個主力團南下，配合十六旅，首先打開蘇南、浙西局面，進一步與浙東打通聯系，相機向南發展全浙”。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407頁。)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同意其於20日上報的關於發展東南的部署，並指出：“新四軍應以南進發展蘇浙皖地區為主要任務”﹔“而粟裕南進后，可以成立蘇浙皖軍區統一指揮江南斗爭”。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404頁。)12月26日，劉少奇、陳毅致電華中局負責人饒漱石、張雲逸、賴傳珠，提出了對發展江南准備工作的七點意見，並強調：新四軍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頑軍外，均應在戰略反攻開始時南渡長江，實現“破敵、收京（南京）、入滬”，在廣大江南地區大發展。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8頁。)

第四，要求各地加緊發展沿海的戰略支點，並加強情報工作，准備配合美軍可能在中國東南沿海實施的登陸作戰。1943年六七月間，美國曾設計了打敗日本的五種方案，其中的西南路、東南路方案，都需要中國戰場的配合。 (參見梁敬錞：《開羅會議》，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212—213頁。)之后，由於美國最終確立了“先歐后亞”的總體戰略，中國戰場對其的戰略價值也隨之降低，但美軍在反攻最后階段登陸中國沿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到1944年下半年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進駐延安后，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共決定放手與美軍合作。一方面，中共向各戰略區發出了一系列關於發展沿海地帶並加強與美軍配合行動的指示。8月21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要求盡快收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台、連雲港等港口的艦艇及船舶的信息，以便供給盟軍。 (參見《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中卷，第537頁。)10月24日，中央軍委指示華中局：“美軍有在杭州灣登陸可能，十分注意發展寧波、杭州、上海三角區工作，以便配合美軍作戰，時間可能很快”。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387頁。)11月2日，毛澤東、劉少奇還致電華中局負責人饒漱石、張雲逸和賴傳珠，指出：美軍可能在杭州灣登陸，為了配合其登陸及奪取杭州、上海、蘇州、南京等大城市，請考慮設立蘇浙軍區，統一指揮蘇南及全浙江。另一方面，中共向美方多次表態，希望有機會同美軍協同作戰。 (《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中卷，第555頁。)11月8日，毛澤東在同新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談話時，明確提到：在淪陷區，我們組織地下軍，准備配合盟軍作戰。 (《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23頁。)12月中下旬，中共領導人還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博德少校、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就美軍在山東沿海登陸以及中共能夠提供的合作和支持等問題，專門進行了協商。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18—419頁。)

經過將近一年的調整，到1945年初，中共的地緣戰略布局呈現出新的態勢。首先，從發展方向來說，華北和華中仍然是重點，但由於中原地區新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江南新抗日根據地的擴展，華中的地位也明顯上升，特別是京（南京）滬杭地區成為中共的重點發展區域。其次，從不同類型地區的分工來說，根據地的工作仍然是基礎，國統區工作仍然是配合，但淪陷區工作的地位顯著提升，而且平津地區、京滬杭地區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成為重點。從總體來看，中共的地緣戰略布局明顯地出現了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由內陸轉向沿海、由農村地區轉向城市地區的發展趨勢。

就在中共的這些戰略布局新趨勢出現的同時，國際、國內局勢也在發生顯著的變化。國際上，到1945年初，反法西斯戰爭的歐洲戰場已接近尾聲，德國法西斯即將失敗﹔亞洲太平洋戰場形勢也基本明朗，特別是經過具有決戰性質的菲律賓海戰，日本海軍瀕臨覆滅，而日軍陸軍雖然還在勉力維持，但經過中國戰場、太平洋戰場的嚴重消耗和緬甸戰場的慘敗，已成強弩之末。因此，德、日敗亡，美、蘇、英等各大國支配世界已成必然趨勢。在國內，由於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大潰敗，國、共之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明顯的變化。1944年12月底，中共中央斷言：“最近八個月，中國政治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已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 (《毛澤東年譜（1898—1949）》中卷，第568—569頁。)除了有利因素外，不利於中共的因素也在出現。1945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公開宣布美國的軍事援助隻給國民黨，並攻擊中共及其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華政策中“扶蔣反共”的傾向性變得更加明顯。

上述情況表明：到七大召開前夕，中共的發展正在面臨新的歷史性境況和考驗，而其地緣戰略也需要作出新的構建，這也無疑成為七大需要討論和確定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