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接管上海紡織業

1947年春，我從華中建設大學畢業后，分配在山東解放區的實業廳工作。以后，組織上又把我調到財委生產部，協助生產部秘書長孫以棟同志籌建淄川魯新紗廠。孫以棟同志負責全面工作，我負責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

1949年2月，山東財委來了命令，要我馬上到濟南報到，參加南下干部團，准備參加對上海的接管工作。從此，開始了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

一

1949年春，革命形勢發展很快。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飲馬長江邊，即將發動渡江戰役，全國解放在即。與此同時，中央考慮到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大意義，要求有關部門全面周到地做好對城市接管的一切准備工作。駐扎在濟南的山東財委隨即向各部門抽調得力干部，准備隨軍南下，參加對上海的接管。當時是1949年2月，我在山東財委生產部工作。接到命令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馬上到山東財委報到。當時我們的行李都非常簡單，就一條毯子，一條被子，幾件換洗衣服，盥洗用品，背包一打就完了。我們這一組南下干部團由生產部部長陳易同志（解放后曾任輕工部部長）帶隊，幾百來號人，集中后就由濟南火車站乘敞篷火車南下。當時我們隻有二三十歲，朝氣蓬勃，又經過革命戰爭的磨煉，都相當成熟了。中國革命發展到今天，我們從山溝溝裡走出來，馬上就要解放中國最大的城市、被帝國主義分子稱之為“冒險家的樂園”的上海，作為新政權的代表接管這個城市，使它迅速恢復發展，重放異彩，大家都感到非常光榮，同時也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

早春的天氣還很寒冷，坐在敞篷車廂裡，上不遮陽擋雨，旁不抵風御寒，稍不留神還可能會被拋下車去。但當時我們能坐上火車，日行幾百裡，畢竟是從“兩條腿行軍”到“鐵輪子行軍”，感到這是一種時代的跨躍，大家都興奮不已。在火車上，大家豪情滿懷，一路風塵一路歌。什麼寒冷，什麼疲勞，統統拋在腦后。大家都沉浸在革命勝利的喜悅中，沉浸在即將迎接新的戰斗的激情中，暢談著自己的理想，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當時的津浦線火車僅通到蚌埠，車到蚌埠后，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行軍，以后又輾轉到揚州，經瓜州過長江到鎮江，然后抵達丹陽。丹陽是滬寧鐵路上的一座小城，北靠鎮江，南連常州。為了做好入城紀律的教育，華東局審時度勢，在丹陽進行了解放上海前的集訓。

從4月下旬到5月25日這段時間，我們在丹陽先后與各路南下干部縱隊會師，他們總共3萬余人。其中有以曾山同志為首的接管財經部門的隊伍，周林同志為首的接管政務部門的隊伍，夏衍同志為首的接管文教部門的隊伍，和唐亮同志為首的接管軍事部門的隊伍。這些同志大都從各解放區調來，也有從香港等地來的﹔有黨員，也有非黨員，大家為了一個目標：接管上海，改造上海。

丹陽集訓大約進行了1個月左右，在華東局和陳毅、曾山等同志直接領導下，為解放上海，接管上海，進行了緊張而細致的准備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備。當時領導上要求大家認真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迎接接管上海的艱巨任務。通過學習，大家的認識提高了，特別是對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的“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認識。

思想准備還包括學習中央的各項城市政策，學習一系列具體的接管政策。特別是1949年4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宣布了《約法八章》，這對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個總的政策，影響極大。我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領會。

思想准備的另一重要內容是紀律問題。我們的軍隊和干部講不講政策，守不守紀律，關系到進入上海后，黨的威信能否建立，能否得到千百萬群眾的擁護。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約法八章》中既講了政策，又多次強調了紀律。

在丹陽進行的另一項主要工作是做好接管的組織上准備。上海地下黨的同志很早就開始著手調查工作，從政權機構到許多重要企、事業單位，從歷史沿革、基本概況到主要人物，都准備了詳盡的材料，送到了解放區。在青州時，華東局就把這些材料刊印成冊，使組織的配備與材料的准備相結合，做到心中有數。我們聽取了隨行人員中曾經參加過沈陽、天津接管工作的同志介紹的經驗，同時參閱了上海地下黨提供的資料，對要接管的中紡公司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行動計劃，使我們每個人都明確自己要干什麼，應該怎麼干。在丹陽的這段時間裡，我們的工作十分緊張，聽取領導報告，學習有關文件，研究工作，開會討論。但大家的心情卻非常興奮，都想抓緊利用這段時間，多領會一些政策精神，多了解一些情況，以便更好地完成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接管上海的艱巨任務。

5月10日，陳毅同志在直屬機關排以上干部大會上作報告，發表了著名的丹陽演講。陳毅同志開門見山地談到：“同志們！今天主要講入城紀律……但進入丹陽后，紀律並不好，將來進入上海是沒有把握的。”陳軍長舉例說：“八號下午我同饒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戲院門口，裡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幾個穿黃軍服的同志，沒拿票硬要進去，並且有一兩個帶頭，鬧得很厲害，老百姓拿著票反而進不去了……這就是違反紀律……這次南下路上，發生爬汽車，攔汽車，強行坐汽車而有人因此負傷，有時汽車根本無法開動等現象。這主要是我們直屬部門干部帶頭干的事，這是不講道理的流氓習氣。”陳軍長進一步分析到：“現在上海僅有國民黨六個軍的殘兵敗將，我們何時都可以進去，但要看我們的准備如何……今后只是走路問題，走到哪裡就解放到哪裡。因此全黨中心轉到了鞏固勝利，建設新中國。這是經過二三十年的奮斗取得的勝利，不要自己把它破壞了……因此，必須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設城市問題，提出嚴格遵守紀律，這是一個大的思想轉變……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國全世界都很關心，我們搞好，世界民主力量就會為我們高呼，慶祝，干杯﹔搞不好就會使他們失望。”陳軍長最后重申，“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會影響政策的推行。”他還反復強調了保障入城紀律的辦法：一切事先請示，事后報告﹔並叮囑大家注意軍風紀。他說，我們主張艱苦朴素，反對腐化墮落，但也要注意整潔，要有禮貌。正是由於黨中央狠抓了紀律教育，才使得部隊進入上海后秋毫無犯，展示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嚴明紀律，給了上海市民一個見面禮，贏得了上海人民的歡迎。

在鮮花盛開的5月，我們從丹陽乘軍車出發，經過無錫、蘇州，26日直達上海郊區嘉定縣的南翔鎮。那時，解放上海的戰役剛剛結束，硝煙還未散盡。我們在南翔住下后，晚上，我在駐地的一條小河邊遙望上海，那裡是一片燈火輝煌。我在1943年因蘇北根據地被日偽軍清鄉掃蕩，曾打埋伏撤退去過上海。那時的上海還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外國殖民統治下，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過著燈紅酒綠的日子，而廣大勞動人民隻能終日為糊口而奔波。時隔6年，我們又回來了，這一次我們是挺直腰杆進上海的。勞動人民推翻了反動政權，將成為新上海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