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在三線【3】

　　1966年4月19日，彭德懷第三次出行，視察川南煤礦。

　　就是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卻了一樁縈懷已久的心事：長征中，遵義會議后，中央軍委命令彭德懷從紅三軍團中抽調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領，到川、滇、黔邊開創新根據地。彭德懷選派了400余人，派師政治委員徐策率領前去。以后，這支隊伍與紅軍失去聯系，最后杳無音信。事隔數十年，彭德懷仍然挂念著這批指戰員的命運，特借視察之機到珙縣打聽這支部隊的下落，方知他們於當年（1935年）轉戰數月，隻余數十人，最后被敵人包圍，全部壯烈犧牲。彭德懷聽后，為之停箸減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德懷准備第四次出行，經重慶、遵義到貴州視察六盤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剛到大足，突接三線建委的緊急通知，要他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懷從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聽傳達，內容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制定，於5月16日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在傳達《通知》后接著進行的座談會上，彭德懷成了被批判的目標，座談會變成了批判彭德懷的會議。陪同彭德懷外出掌握情況的人，一個個出來揭發：“彭德懷到處放毒”，“收買人心”，“小恩小惠”，“偽裝艱苦朴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翻案”等等。彭德懷說明、檢討，3次不能過關。繼而，又追問彭德懷和已被“打倒”的彭真的關系，還要彭德懷就1959年廬山會議時被加上的莫須有的“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作出交代。對此，彭德懷胸懷坦蕩地回答說：“廬山會議主席要快點，我的意見是慢一點，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什麼兩條路線的斗爭”。“我說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則不達。”“組織‘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殺了頭也沒有！這是具體問題，可以調查。我對毛主席也談過，這兩點要保留。”

　　批判彭德懷的座談會不得不暫時收場，西南局書記處決定建委成立一個批判小組，寫文章在內部通報彭德懷的種種“問題”。彭德懷在筆記中寫道：“這些簡報在各級干部會上傳播，這就把我做調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線建委“揭發”彭德懷的《情況簡報》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看過后，給小組顧問康生和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寫信說：“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為了“揭穿他的丑惡面目”，“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希望中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歡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世，《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此后，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運動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蓋了中華大地。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會全上貼出了名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共和國主席、黨的二把手劉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開始遭到“炮轟”而自顧不暇，管不得彭德懷了。只是仍向他封鎖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懷的電話和約見。彭德懷不顧建委給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誡，天天上街去看大字報。一次被紅衛兵認了出來，以后他就戴上一個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書記處通知彭德懷立即離開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懷對著話筒大喊：“我為什麼要離開成都？怕紅衛兵找我算帳？！”“算舊帳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當時，彭德懷是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注視著“文化大革命”，寄希望於“文化大革命”的。他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現象早就深惡痛絕。毛澤東關於中國存在“國變色”、“黨變修”的巨大危險的論斷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應該說，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他對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心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