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實行聯產承包制的前前后后【2】

記者：1979年5月下旬，您曾下鄉搞調查研究。那次下鄉您都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些什麼？

池必卿：那次下鄉，我去了銅仁、畢節兩個地區，大概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我沒有帶什麼廳級干部，隻帶著秘書、省政府的處長和農業廳研究室的幾位同志一共六七個人，乘一輛面包車下鄉了。

我首先去的是銅仁。當路過瓮安時，我看到已經成熟的小麥沒有人收割，感到非常奇怪。到了銅仁，也是如此，更生疑問。我問地委書記張青天究竟怎麼回事？他告訴我，為了糧食高產，省裡下令種小麥，農民種了，但不會吃，就象吃大米一樣，不好吃。農民不願種小麥，願意種油菜，因為油菜賣的錢多。我問他，你向上級匯報了嗎？他說已匯報了。我當即告訴他，可以改過來。

隨后，我到了畢節。在那裡，我聽了農業的情況。這年，畢節遇到了旱災，農業大減產。地委書記祿文斌向我匯報工作時哭了，說災荒沒有希望。我告訴他，有希望。我立即給省委副秘書長王振江打電話。這時，馬力出國了，蘇鋼也不在，我告訴王振江，隻許聽我的，不能提意見，馬上調糧食給畢節。三四天后，糧食就經六盤水調到畢節了。祿文斌看到糧食高興了。我因生病，在畢節呆了幾天，就回貴陽了。

回到貴陽后，我立即召開會議，指出農民不吃小麥，城裡人也不歡迎，為了高產，讓農民種小麥不實事求是。農民種油菜收入高，有了錢可以交稅。我提出，應該從貴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調整農業結構。會議宣布不種小麥，種油菜，少數吃小麥的地方，隻要願意種，也可以種。團省委書記對我說，這一下改得好。我問他，你們從前為什麼不提意見？他說，我們不敢提。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大多數人都不敢提意見。以后，全省范圍基本上由種小麥改種油菜了。

記者：因為馬力生病，實際上，您從1979年下半年即擔負起了省委的主要領導工作。請您談一下，您是如何在貴州領導“包產到戶”改革的？

池必卿：1980年4月8日至5月8日的黔東南之行，更促使了我下決心在貴州領導一場順乎民意的“包產到戶”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貴州某些地方的一些生產隊已經開始搞包產到戶了。不過，由於受中央和省裡的政策限制，他們是在偷偷地搞。

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這次會議前，安徽省委書記萬裡曾給胡耀邦提出，是不是取消“兩個不許”。胡耀邦說，起草文件的人都不同意，他再做做工作。在他們的努力下，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文件，雖然仍提出“不許分田單干”，但將“不許包產到戶”改為“也不要”，即“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這實際上是有所鬆動，允許在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地區搞包產到戶。

1980年4月，我去黔東南之前，黨中央對包產到戶仍沒有明確的態度。我心裡也沒有底。我再次下鄉，主要是從實際出發，重新研究農村的生產關系。

黔東南是貴州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大且十分貧困的地區。我在這裡停留了1個月，走了6個縣、市。呆的時間較長的是岑鞏和黎平。

在岑鞏，我呆了12天。岑鞏由於大搞農田水利和繁育良種，特別是社隊搞了定產到組，自1977年到1979年連續3年糧食增產，年均遞增8.8%。但是，因為作業組隻管到上半年秋收，其后秋種就鬆了。原生產隊又不過問，以致去年冬天板田板土多，今年春耕生產較遲緩。這裡的情況表明，適當調整生產關系很有必要。但春耕緩慢的現象說明：農民實際上關心的是如何“定產”，其核心是作業組內如何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這反映出這裡的定產到組的責任制還不完善。

在黎平，我住了8天。黎平縣委向我匯報說，這裡有81%的生產隊已經包產到組，定產到勞或到戶的有7%，其中尚重區一個公社90%的隊搞了包產到勞。縣委曾派一名常委帶工作組去糾正，不但沒糾正過來，這位常委反而認為包產到勞加強了崗位責任制，有利於生產。我聽完匯報后，為看個究竟，就去了尚重區。尚重區是貴州的主要林區之一，離黎平縣城約50公裡。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省委書記到此考察。區委干部告訴我，這裡搞包產到戶的隊已佔到20%，育洞公社從60年代困難時期到現在一直在搞按“人六勞四”劃地。去年搞了包產到戶的，都兌現了“包產交集體，超產全獎或獎七成、五成。”因為嘗到了“交了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甜頭，農民還想繼續搞。現在是隊裡要求分，公社也同情，區委膽子小，縣委箍得緊。為此，區裡准備召開各公社書記會，安排“開展兩條路線的斗爭，抓春耕，糾包產到戶”。我當時不贊成搞“斗爭”，頭腦裡總是在想那位縣委常委的態度。正因為如此，尚重區委邀我在他們的會上講話，我沒有答應。回到黎平縣城，我立即給縣委打了招呼，不要再搞什麼路線斗爭，當前春耕大忙，如糾正包產到戶，會影響生產。這時，我腦子裡已出現了一個“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已不可避免，早解決早主動”的計劃。

在玉屏，省革委會副主任從貴陽給我打電話講，北京來人說包產到戶不對，是否糾正一下？我當即告訴他，不要糾正。現在正是春耕最忙的時候，開個電話會議，強調各種形式不改變，或包產到組，或以生產隊為單位核算，誰種誰收。

當時，玉屏縣委書記也正要糾偏，我說你不要糾偏，農民願意怎樣就怎樣，省委有決定，你不能違背。

記者：1980年4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有四位副總理提出：為了解決吃飯問題，在貴州、雲南、內蒙古、甘肅4個省、自治區，可以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當時貴州是怎樣落實這一精神的？

池必卿：那次全國計劃會議，省計委主任冉硯農參加了。他回到貴陽后，要求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會議精神。我當時正在黔東南的黎平縣進行調查。本來省裡早有規定，第一書記不在的時候，省委書記或副書記均可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我打電話給留在貴陽的常委同志，要他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議。他說，這個問題關系重大，他不開。5月11日，我從黔東南回來的第三天，立即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就貴州可以不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問題進行了討論。

為把包產到戶問題討論透，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開得時間較長，共討論了9個半天。

我在會議上首先報告了黔東南之行的情況。我講了7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調整生產關系問題。我說，“要領導有步驟地調整，使生產規模和管理形式適應貴州農村生產力的水平。春耕大忙已到，對已形成的多種組織管理形式都維持現狀，不要再糾。”“省委要把調整生產關系的領導權拿過來……”。

在討論中，主管農業的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王朝文說，他剛從惠水回來，那裡已有20—30%包產到戶，看來這是農民的要求，因此，贊成包產到戶。

省委副書記吳實和徐建生也表示贊成包產到戶。吳實講，如果我是農民的話，我也主張包產到戶。徐建生說，不能再當“頂門杠”了，應該允許農民包產到戶。

我開始沒有表態，只是在插話中表示支持包產到戶。最后，我看到苗族干部（王朝文）、南下老紅軍干部（吳實）、當地漢族干部（徐建生）都同意包產到戶，根據多數同志贊成包產到戶的意見，作了結論：為了調動農民種植糧食和農作物的積極性，隻要多數農民有這個要求，我們應該允許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不要再搞“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記者：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達成了允許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的共識，最后是否以決議或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

池必卿：這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雖然同意了農民可以搞包產到戶，但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需要征求廣泛的意見。正因為如此，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后，省委又立即召開了地、市、州委書記會議，傳達討論省委的決定。

9個地區的市、地、州委書記都贊成包產到戶。最后，這次會議起草通過了關於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文件，以省委38號文件下發全省執行，它規定了堅持公有制，實行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等內容。

這個文件草稿最初隻寫了實行包產到戶的內容，省委副秘書長、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基拿來草稿征求我的意見時，我同意加上了“也可以包干到戶”的內容。當時，這位起草人認為，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有著本質區別。

包產到戶是先估個產量作為包產，等實際產量出來后，用實際產量減去包產，兩者之余額，除上繳國家、集體的外，剩下的是承包人自己的。

包干到戶是不算細帳，交了上頭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幾個月后，省委又召開了縣委書記會議，討論貫徹執行省委38號文件。當時，隻有一個縣委書記發表了不同看法，絕大多數擁護省委的決定。

在召開地委書記會議至召開縣委書記會議的這段時間裡，我聽到趙紫陽在四川搞包產到組、萬裡在安徽鳳陽進行包產到戶試點的消息。一些靠近四川的地方的地委書記給我提出四川都包產到組了，我們怎麼辦的問題。我還聽到歷史上安順地區鎮寧縣屬的一個區，曾處分了20多個同意包產到戶的干部﹔銅仁地區德江縣由於不允許包產到戶發生了農民逃亡他鄉的罷耕事件﹔畢節地區畢節縣某個生產隊已搞了包產幾十年，對上一直隱瞞，連地委書記祿文斌也不知道，曾去查了多次，總說是集體搞。這次才公開。這些事件表明，調整生產關系是廣大農民的意願，這也促使我們下決心調整生產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