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3】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學生滿懷革命激情乘火車離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國。教育部、外交部官員、團中央及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領導人以及5國駐華使館外交官員到車站歡送，大家深受鼓舞。

九月下旬，分為5個小組的留學生分別到達5國首都。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都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的政府和人民都把來自新中國的留學生看成是中國青年代表和人民的使者。留學生到達5國邊境時，各國都派政府官員和青年組織的負責人到邊境迎接，羅馬尼亞甚至安排火車專列自邊界送到首都。至今我仍記得那熱情洋溢的場面。

對我們這批留學生的學業如何安排進行，5國政府和中國有關部門都沒有經驗，雙方經歷了一段相互了解的過程。周總理對我們的學習關心備至，8月初，他在外交部關於派遣留學生問題的一份報告中批示：去波蘭學工礦的，可以入他們的採礦大學（當時有關部門醞釀派5名學生去波蘭學採煤，5名去捷克學兵工），去學語文的最好特設一班，不分別入各系。中國教育部及駐5國大使館即本此精神與對方國家研究磋商。先后與5國政府商定由他們的教育部門調派懂英語的語文教師單獨給中國學生開課，第2年增加歷史課，也是單獨開。到了第3年，有的國家還專門為中國學生開了地理課、文學史課。這種特殊的做法，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共同理想、目標基礎上的緊密團結和友好合作的特殊關系。

我們去波蘭的一組5人，除我外還有劉鐵生、蕭惠敏、李嘉訓（女）、謝孟綱4位。到華沙后被安排在市內“大學生之家”一幢大樓內居住，兩人一間。后來為便於學口語，經我們要求，改為和波蘭同學同住。這幾位波蘭同學是由波蘭高教部通過黨、團組織選派的，都是統一工人黨黨員、青年聯盟中央（相當於我團中央）干部，政治上較強，大家相處很融洽。波高教部把我們的學習管理挂靠在華沙大學東方語系。系主任是波蘭著名的漢學家雅布翁斯基，對中國感情很深，后來兩次來中國參觀訪問，病逝在中國。除高教部派的語文教師每天到我們宿舍教課外，東方語系還安排了兩名助教幫我們學習。第2年華沙大學派教師到宿舍講授波蘭歷史，第3年在地理系為我們增開了波蘭地理課。這些老師教我們都很認真負責，是我們的恩師和益友，我一直保存著他們的照片，至今不忘。那時波蘭建國不久，經過二戰嚴重破壞，經濟還比較困難，黃油等實行配給制。我們在學生食堂吃飯，生活方面不提要求，饞了就到使館去吃頓中國飯。波蘭政府所發獎學金，按當地匯價約合45美元，不足以添置衣服，我國教育部得知后，撥款給我們添置了兩套西服，一件夾大衣。在生活方面，5國做法不盡相同。例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除發獎學金外，還專為中國學生制做了衣服。

在5國，每逢雙方國家重大節日如國慶、五一節舉行慶祝活動和青年學生有什麼大的集會，中國留學生都被邀請參加。在青年學生的集會上，中國留學生的代表經常被邀坐在主席台，所到之處都受到歡迎。這倒不是因為我們這批學生有什麼長處，而是因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當時在東歐各國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時這些國家的人民受著執政的共產黨、工人黨的國際主義教育，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到了寒暑假，這些國家的教育部門或青年團就組織中國留學生去山上或海濱度假，我們與這些國家的學生朝夕相處，感情相通，無任何隔閡。這裡順便提一下，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東歐5國先后選派了留學生來華學習。中國政府對他們也作了良好的安排和照顧。

中國駐5國大使館對留學生的學習、思想抓得很緊，管得較嚴﹔同時也盡量照顧留學生的生活。同學們學習都很努力，並自覺地尊重使館的領導，非常聽話，定期向使館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學習情況。后來我國教育部專門制定了委托使館代管留學生的規定。那時有一個精神，即留學期間不要談戀愛。大家都遵命實行，在國內有戀愛對象的就主動斷了關系，這在現在看來可能是不可思議的事了。

中國首批留學生在5國政府和本國政府的關心照料下，在國際主義的氣氛和友誼的海洋中學習了3年，初步掌握了這幾個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的語言文字和歷史知識，1953年夏結束學業回國（赴匈牙利留學生學習期限延長1年）。那時的留學生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國懷抱，無一人有滯留國外的念頭。這也許是由於時代不同，想法不同吧。25名留學生回國后都按原計劃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來由於北京大學開設東歐國家語言課、外國語學院成立東歐語系，一部分同志被調任教師，還有兩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調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一名調入工業部門工作。這25名留學生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勤懇工作，為增進中國人民同東歐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加強和發展中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合作竭盡努力，他們不計名利、不講待遇，無私奉獻，沒有辜負國家的培養和期望。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干部“四化”方針后，這批留學生開始擔任較重要職位，后來在外交戰線工作的有5位同志擔任了國家駐外大使，1位擔任大使銜總領事，3位同志擔任了駐外使館參贊﹔在學校和研究機構工作的同志擔任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員。這些人現多已年近花甲。在40多年中，他們在政治生活和職業生涯中也經歷過挫折、逆境和各種風浪特別是反右派斗爭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甚至傷害，但他們忠於共產主義理想、忠於國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反映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堅貞品格。如今，有些同志已經作古，其他人也都離休退休，安貧樂道，不失晚節。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