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課題組：不能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3】

五、把兩個層次綜合起來評價，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三七開”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兩個層次的內容綜合起來，我們該怎樣評價呢？在社會制度這個系統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決定一種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它是第二位的、從屬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確的，必須肯定﹔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則是有對有錯，不能完全否定，還有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對的，隨著條件的變化則需要進行改革。綜合起來看，應該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基本上是正確的，局部是錯誤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針對打著批判“斯大林主義”旗號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曾經指出：“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隻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我們對待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可以這樣講：首先，它是社會主義，它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許多弊病，必須糾正，決不能照搬。

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毛澤東是一個典范。毛澤東首先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指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反對照搬，主張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發軔於此﹔然而就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時，又是他堅持實事求是地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應該“三七開”。這種全面的、辯証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過了近40年，我們黨在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時，又重申：我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亂。

實踐也証明了這一結論是正確的。蘇聯在7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根本改變了國家的面貌，在帝國主義包圍、並飽受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惡劣條件下，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於資本主義國家，把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並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瘋狂進攻面前，憑借自己的力量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保衛了祖國，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這些偉大成就是公認的客觀事實，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正是取得這些成就的根本保証。試想一下，如果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如果像“左文”說的那樣，蘇聯的制度導致“問題成堆、人民不滿”，怎麼能夠把“老牛破車的俄國”變成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怎麼能夠在帝國主義包圍、制裁和軍事進攻面前捍衛國家獨立並得到迅速發展呢？

習近平在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明確指出：“蘇聯模式的形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曾經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蘇聯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然，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採取徹底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

這裡，我們還不得不說明一點。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是關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的政治問題。“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是古今中外屢試不爽的規律。蘇聯演變的慘痛教訓表明，敵對勢力先是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從而提出“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說，要炸毀過去的一切”，“徹底告別過去”等等，搞亂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進而制造政治動亂、亂中奪取政權，最后復辟資本主義。試問，在否定社會主義實踐的輿論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還會有誰能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這正是當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宣布取締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的時候，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的根本原因。習近平在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后‘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他還說：在8?19事件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后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對蘇聯的歷史、蘇共的歷史採取虛無主義態度，使得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喪失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在精神上“缺鈣”，得了“軟骨病”，最終導致亡黨亡國，這種慘痛的教訓，難道我們能夠忘記嗎？所以，我們在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進行評價時，必須慎之又慎，應該嚴格依據事實，科學地進行分析和判斷，不要輕易地斷言“失敗”。類似的“斷言”不僅不符合實際，而且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

“左文”說，你們是在“為斯大林辯護”。仿佛“為斯大林辯護”這一句話就把別人駁倒了。在一些人眼裡，斯大林就是罪惡的代表，他們把斯大林搞臭了，因而為斯大林辯護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荒唐事情。對能不能為斯大林辯護這個問題，毛澤東有過分析。他指出，毫無疑問，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科學地評價斯大林，肯定斯大林正確的方面（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又有什麼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丑化了社會主義制度，丑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丑化了偉大的蘇聯，也丑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才是犯了大錯。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它成為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濫觴。如果將其放到國際大背景來考察，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8年，第797頁）。這倒是值得那些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人深思的。

六、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弊病是蘇聯演變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根本的決定性因素

經常有人提出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出現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根本原因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錯誤，社會主義搞得不好，所以被顛覆了。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蘇聯演變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究竟是什麼關系。

毫無疑問，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許多弊病，諸如在經濟上，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重工業比重過大，忽視了農業、輕工業的發展，經濟體制沒有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及時進行改革﹔在政治上，黨政不分，機構重疊，權力過於集中，對領導人缺乏監督和制約，法制不夠健全﹔在思想上，理論僵化，缺乏生動活潑的學術環境﹔在民族關系上，存在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等等。如果羅列起來，那是很多的。如何看待這些弊病和錯誤呢？第一，毋庸諱言，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孤立地看，有的問題極其嚴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過的，如果從整體上進行評價，應該說成績是基本的，問題是第二位的，不能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些問題只是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須通過改革來消除弊端，進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不能証明蘇聯社會主義垮台的必然性﹔第二，這些失誤和弊病是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體制、機制、方針、政策層面上的，而不是由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的，因此糾正失誤、克服弊端，隻需要改革體制、改進工作，不需要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戈爾巴喬夫正是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第三，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與蘇聯的演變是有一定關系的，因為這些失誤和弊病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為敵對勢力利用社會矛盾、制造動亂提供了可乘之機。但是，這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變為向資本主義演變的現實因素，取決於黨的路線。如果執政的共產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完全可以通過改革來糾正錯誤，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應該承認，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遠比蘇聯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時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嚴重得多，然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出現了經濟繁榮、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在蘇聯劇變后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堡壘依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在蘇聯，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難和問題，盡管比70年代末我國要少得多，程度也輕得多，卻出現了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悲劇。把我國與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演變的症結不在於社會主義是否有失誤和弊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難免的），而在於如何對待這些失誤和弊病。在這裡，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可見，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與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之間雖然有一定關系，但不是一種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從邏輯上講，相關性不能等同於因果關系﹔相應的，也不能從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這一事實做出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一結論。

蘇聯演變的決定性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一條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正如江澤民指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戈爾巴喬夫手裡搞垮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弊病，才成為蘇聯演變的一個現實的因素。至於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是怎樣導致蘇聯演變的，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進行分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