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黨指揮槍”，即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學說與中國軍事斗爭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毛澤東建軍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不是為了一黨的私利，而是維護黨的利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統一。[①]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始終不渝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新的高度深刻論述和發展了毛澤東“黨指揮槍”建軍思想，逐步發展和完善了一整套黨領導人民軍隊的基本制度，實現了黨的組織與軍隊建制的有機融合，實現了黨的思想政治領導與軍事行政領導的內在統一。

一、始終不渝地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立為“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新的理論基礎。

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是軍隊建設的首要和根本問題。毛澤東從政治原則的高度對黨和軍隊的關系做出了最本質、最形象的概括和表述：“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②]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為確立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創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黨建原則和組織制度，把黨的組織建立在基層，從而使黨得以切實掌握部隊。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古田會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掌握軍隊的根本問題，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基本制度。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進一步解決了“黨指揮槍”這一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創立的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理論及其一整套制度，對於消除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新型的無產階級軍隊，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和人民解放軍統帥，鄧小平十分重視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特別是維護國家穩定中的重要作用，他始終不渝地堅持毛澤東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強調槍杆子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有可靠的組織保証。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立足時代發展的基礎上，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作出了科學概括，指出：“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這與世界各國的軍隊不同。”[③]這一概括從軍隊同黨、同人民、同國家的相互關系上，對軍隊作出了明確的政治定位，並把“黨的軍隊”放在首位，突出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礎性、決定性地位和作用，為人民解放軍鑄牢“軍魂”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江澤民在認識黨與軍隊的關系上，堅持鄧小平關於人民解放軍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觀點，作出了“必須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永遠不變的軍魄”的新論斷，為軍隊在新形勢下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提供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根本原則。他在1993年9月的一次講話中深刻地指出：“一個軍隊要有軍魂。我看，我們軍隊的軍魂就是黨的絕對領導。”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④]他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提到“軍魂”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軍作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本質所在。

胡錦濤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軍魂”思想。他說，總結歷史，我們完全可以說，黨和人民事業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雲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人民解放軍這樣一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英雄軍隊。在84年的頑強奮斗中，人民解放軍培育和形成了優良革命傳統。首要一條就是聽黨指揮。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人民軍隊必須具有凝聚軍心的神聖軍魂。人民解放軍鑄就的軍魂，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正是由於高度自覺聽黨指揮，人民解放軍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始終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⑤]胡錦濤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証”。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証的根本前提﹔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証，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時代內容。

胡錦濤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軍魂思想。他說，總結歷史，我們完全可以說，黨和人民事業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雲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人民解放軍這樣一支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英雄軍隊。在年的頑強奮斗中，人民解放軍培育和形成了優良革命傳統。首要一條就是聽黨指揮。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人民軍隊必須具有凝聚軍心的神聖軍魂。人民解放軍鑄就的軍魂，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正是由於高度自覺聽黨指揮，人民解放軍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始終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胡錦濤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証”。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証的根本前提﹔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証，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這一科學命題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時代內容。

二、發展和完善黨的軍事領導體制，保証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的高度集中統一。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及黨在軍隊中的各級組織來實現的。[⑥]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創建的統帥部。1925年10月，為適應武裝斗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央軍事運動委員會。同年12月，改為中央軍事部。1926年11月，始稱中央軍事委員會，但仍沿用中央軍事部的名稱。隨著全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迅速發展，1930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把軍事部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4月，中共中央通知全軍：“以后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 [⑦]中央軍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

新中國成立后，在不同時期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或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或規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盡管對全國武裝力量的統率、領導在提法上有所不同，但有一條是始終不渝的，即它要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服從中國共產黨的指揮。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將軍事領導機構正式納入國家的政權系統。《共同綱領》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軍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⑧]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其組成人員不僅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而且吸收了國民黨起義部隊的一些高級將領，參與軍隊建設的領導工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黨中央的軍事領導機構正式納入國家的政權系統，雖然暫時取消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絕大部分是中共領導人，軍隊的實際領導權完全由中國共產黨掌握，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絕對領導地位沒有變化。[⑨]

為加強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作出關於重新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央政治局認為，必須同過去一樣，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成立一個黨的軍事委員會，擔負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同時，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12人組成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⑩]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11]當時作為國家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同時是黨中央主席，這種“三合一”國家領導體制從最高統帥層面保証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有利於統一國家意志，有利於達成國防建設和斗爭的目的。1954年憲法還明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國家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憲法規定，國家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員會，成立國防委員會，國家主席任國防委員會主席。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和國防部，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設置。國防委員會領導成員包括中國共產黨和黨外著名軍事將領，是一個帶統一戰線性質的名義上的國防領導機構（1975年、197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國家不再設國防委員會）。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關國防、戰爭和軍隊建設的重大問題，都由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和中央軍委作出決策，通過必要的法定程序，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升為國家意志，作為黨和國家的統一決策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