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訪華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2】

二、第三國傳信：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

秘密渠道最初建立時，中美之間的信息由第三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傳遞。這種方式為中美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雙方都可說並沒有肌膚接觸，也都不必因遭拒而蒙羞”（〔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13頁。）。渠道高度貫徹高層、保密的原則，周恩來形容是“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31頁。）。需要傳遞的信息交給第三國領導后，由其本人或指定專人用密碼或外交郵袋交給駐美或駐華大使，再轉給信息接受者。傳達信息時，由巴羅兩國大使宣讀手寫的、沒有抬頭和署名的函件，中方或美方筆錄，而函件本身不能被留下來。“一般桌上隻放一杯茶，別無其他，因為怕侍者進出聽到秘密。”（《本報記者專訪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參與者陳嵩祿——傳口信，標點符號也要講清楚》，《解放日報》2012年2月22日。）兩個渠道同時構建和運行，但又以巴基斯坦渠道為主。巴基斯坦與中國接壤，人員物資往來頻繁，能為中美兩國接觸提供更多便利。而羅馬尼亞畢竟地處巴爾干半島，鄰國多為華沙條約成員國，蘇聯又是其往來中國的必經之地，故中美更偏愛前者。

1.初期接觸：嘗試構建秘密渠道（1969年7月—1970年9月）

構建秘密渠道的第一步由美國邁出。1969年7月24日至8月3日，尼克鬆在訪問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期間，對兩國總統葉海亞·汗和尼古拉·齊奧賽斯庫就中美關系講了三層意思：第一，願意尋求同中國關系正常化的途徑，“中國應當加入國際社會”﹔第二，不打算加入中蘇沖突，不參加旨在孤立中國的集團﹔第三，希望他們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在“自然的、適當的時間”，“用低調而真實的方式”，通過“最高級別”的接觸把意見帶給中國領導人（參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 doc.28, p.75.）。羅馬尼亞在9月，巴基斯坦在10月中旬以前，分別把上述信息傳遞給了中國。

中國十分重視尼克鬆發出的信號。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尼克鬆、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葉海亞，待與外交部研究后再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73頁。）。從當時國際局勢出發，對美接觸，特別是公開化的接觸有利於在中蘇邊界談判等外交活動中對蘇施加壓力，所以，周恩來在9月7日告訴羅馬尼亞：“他們想解決，有渠道嘛！渠道就是華沙談判。”（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連載一）》，《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12月2日，又請巴基斯坦轉告：“尼克鬆如要同我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73頁。）作為行動上的回應，中方釋放了兩名乘游艇進入中國海域的美國人，恢復了中斷近三年的中美華沙會談。美國准確地捕捉到了這個“有希望的跡象”（《美國務院對我釋放兩名美國人表示“意外”》，《參考消息》1969年12月9日。），認為“中國這一系列舉措很清楚地向我們——也可能是向蘇聯——發出了信號，即他們有興趣和我們進一步溝通”（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54, p.154.）。

尼克鬆在略感欣慰的同時也有另一種緊迫感——周恩來和柯西金的機場會晤和中蘇邊界談判的重開使他擔心中蘇分歧緩和，從而影響剛有起色的中美關系。所以，從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尼克鬆多次通過巴基斯坦傳話，告知美國已停止兩艘驅逐艦在台灣海峽的巡邏，並希望同中國“建立最高級的、秘密的聯系和接觸”（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連載一）》，《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保証完全的自由決斷”（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連載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1970年3月21日，周恩來就尼克鬆的口信批閱道：“尼克鬆想採取對巴黎談判辦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觸。”（《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356頁。）巴黎談判是基辛格與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在巴黎進行的關於越南戰爭的談判，本身對外界保密，但越南民主共和國並未對中國隱瞞相關情況。批注表明，周恩來已明白了尼克鬆的意思。

中國也有進一步接觸的想法。1969年12月12日，周恩來對巴基斯坦方面表示，華沙渠道“就是用上，效果究竟多大還要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546頁。）。在1970年1月的第135次華沙會談中，中方明確提出改善中美關系的討論“可以在更高級的會談中或通過其他雙方都能接受的途徑舉行”（駱亦粟：《中美關系解凍的開端——最后兩次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百年潮》2008年第4期。），留下了更為徹底的探索空間。然而，從1970年3月起，美國支持柬埔寨反政府武裝政變，5月更是直接出兵，中國不得不對尼克鬆緩和關系的真實動機產生懷疑。3月24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上寫道：可以料知美國“怕我們因為柬埔寨政變而加緊反美，所以先有葉海亞轉達准備開辟直接渠道的談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6頁。）。為抗議美國侵略行徑，中方連續兩次推遲華沙會談，秘密渠道溝通更不必提。

2.實質傳遞：討論特使來華（1970年10月—1971年3月）

待美軍撤出柬埔寨，國際社會的激憤歸於平靜后，尼克鬆立即想辦法與中國重新聯系。1970年10月，利用各國首腦齊聚華盛頓慶祝聯合國成立25周年的契機，尼克鬆再次求助葉海亞和齊奧賽斯庫。和一年多前相比，尼克鬆又向前邁了一步。他告訴葉海亞，美國願意派一位高級使節秘密訪問北京。對齊奧賽斯庫，尼克鬆則發出了“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以美國總統的身份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名稱（〔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第231頁。）。這次傳話后，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開始進行涉及兩國關系核心內容和美國特使來華問題的實質信息傳遞。

11月10日晚，周恩來在與葉海亞的單獨會談中獲悉了尼克鬆的口信。和最初傳遞的口信相比，美國釋放的緩和信號已更為明顯。除了請巴羅兩國傳信外，在行動上，美國放寬了對中國的貿易管制，拒絕了蘇聯提交的針對中國的所謂減少意外戰爭危險的備忘錄，並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對美國船隻進出中國的限制。此外，美蘇之間的沖突還在繼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也沒有取得具體結果。這些都使得中國對中美關系的走向有了更清晰的把握。1970年九十月間，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有一系列關於美國的集中談話，很能說明問題。毛澤東說：“它（美國）抓得很寬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難解決問題。”美蘇“劃分勢力范圍這方面矛盾很大”。“美國人進退兩難。”“美帝的朋友現在不多了。”他還主動對外放出信號：“談了這麼多年都沒有結果，可以到北京來談，但要談台灣問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44、341、345頁。）這次借著葉海亞傳遞口信的機會，同意高層會晤的時機已經成熟。

11月14日，周恩來在給葉海亞的口信回復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了中美關系的症結：“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佔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系緊張的關鍵問題。”隨后表示：“如果美方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0—411頁。）

12月9日，尼克鬆和基辛格獲悉口信並分析認為，周恩來在要求美國從台灣撤軍的同時，沒有提及《美台共同防御條約》，“這是20年來北京方面在台灣問題上最溫和的論調”（〔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23頁。）。他們通過巴基斯坦渠道答復：“在北京的會談將不僅限於台灣問題，而是將包括旨在改善關系及緩和緊張局勢的其他步驟。至於美國在台灣的駐軍，美國政府的政策是，隨著東亞和太平洋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減少在該地區的駐軍。”〔（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01—902頁。）這其實是把台灣撤軍與結束越南戰爭聯系起來，既體現了美國對中國援越的忌憚，又說明美國急於從越南脫身，並期望得到中國的幫助。

羅馬尼亞渠道也在11月下旬將尼克鬆10月會談的口信帶到了中國。受齊奧塞斯庫之托來傳口信的是羅馬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奧爾基·樂杜列斯庫。在21日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樂杜列斯庫說：“美國准備通過任何途徑、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同中國進行談判，以便改善中美關系。美國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科技方面的關系，如果中國願意的話。”（《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72頁。）周恩來讓他轉達了和巴基斯坦渠道類似的信息，但有兩個表述區別：其一，把台灣看作“中美之間唯一最突出的問題”（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4.）﹔其二，加了一個新提法：“尼克鬆自己來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到貝爾格萊德去，為什麼不可以到北京來啊。”（《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73頁。）

1971年1月，收到信息的尼克鬆和基辛格“受到鼓舞”。其一，口信隻提台灣不提越南，“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第232頁。）。其二，尼克鬆“之所以訪問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正是由於它們獨立於莫斯科”（〔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04頁。）。周恩來看似不經意的一句，巧妙地使中美在戰略利益上的共同點突顯出來。通過此次聯系，美國人發現與中國的溝通“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幫助”（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2, p.255.）。1月29日，美國通過羅馬尼亞渠道作了和之前相同的答復。

 此后，受越南戰爭升級的影響，秘密渠道的信息傳遞陷於停頓。盡管尼克鬆反復聲明，“行動的矛頭不是指向共產黨中國”，並作了一些示好如繼續放寬對華貿易限制，取消對持美國護照到中國大陸旅行的限制，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名稱，等等。（參見〔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07—908頁。），但中國仍將答復推遲。這就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不會允許自身安全受到美國威脅，也“不想犧牲朋友和犧牲原則來尋求和緩”（《法國記者讓·拉庫蒂爾文章：〈為什麼毛澤東最后同意讓尼克鬆來北京〉》，《參考消息》1971年8月10日。）。中國期待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到來，但又有足夠耐心。而尼克鬆和基辛格“焦慮的心情有增無已”，“怕整個事情告吹而煩躁不安”（〔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16頁。）。直到1971年4月，一個新契機出現了。

3.頻繁互遞：達成尼克鬆訪華意向（1971年4月—1971年6月）

新契機是在日本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從中國乒乓球隊“出征”起，毛澤東就密切關注賽場內外的動態，特別是中美運動員之間的接觸。當時，外交部、國家體委認為，暫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毛澤東反復思量，毅然決斷：邀請美國隊訪華，並催促身邊工作人員，“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毛澤東傳》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00頁。）。這就以人民的交往拉開了官方關系突破的序幕。尼克鬆“又驚又喜”，他“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求得實現”，立即積極作出回應（〔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第233頁。）。通過“小球”轉動“大球”，中美高層接觸的進程明顯加快。

4月21日，針對秘密渠道停頓之前的兩條信息，即尼克鬆1970年12月和1971年1月的口信，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作出答復：“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隻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第452—453頁。）周恩來還建議，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細節，可以通過葉海亞的斡旋作出適當安排。

這個口信有重要意義。它不僅主動正式邀請了美國總統訪華，而且將兩國從小心謹慎的口頭試探推進到面對面交流的實質行動，並對這一行動作出了具體安排部署，開啟了秘密渠道信息傳遞的新篇章。美國收到信息后也認為，已經到了“邁出更大的步子”的“關鍵時刻”。他們先以口頭方式回復接受總統訪華邀請，又慎重地起草了回復口信，提議由基辛格在尼克鬆訪問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並初步交換意見。（參見〔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第236—237頁。）美國還在口信中強調：“為保密起見，務必不用其他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5, p.319.）這主要是針對羅馬尼亞渠道談的，因為它“太暴露了，風險不可避免地過大，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盡管它在早些階段幫了很大的忙”，但“不適於在最后階段辦理聯系事宜”。（〔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17頁。）

5月17日，中方收到信息。22日，美方又補來一個口信，對兩天前剛發表的關於美蘇兩國同意制定限制反彈道系統的部署的協定作出說明，指出美國“不簽訂任何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基辛格也准備把這個問題列入他將參加的預備會議的議程之中”（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連載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可見，尼克鬆對整個溝通小心翼翼，生怕讓中國之行泡湯。

中方也看出，美方態度總體上認真積極，雖對台灣問題仍有回避，但已明白其重要性，並對來華具體工作進行了初步安排，在涉及中國利益問題的溝通上也比較及時。於是，中國方面也開始了對美會談的籌備工作。5月25日，周恩來召集外交部核心領導研究答復口信。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中美會談情況。6月4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225名各有關方面負責人認真學習討論了由周恩來主筆、其他政治局成員反復修改的《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告回顧了中美雙方通過秘密渠道傳遞口信的情況，預估了同基辛格的預備性會談和尼克鬆訪問可能出現的情況和相應對策。通過這份報告和其他相關材料，主要領導干部澄清了各種思想疑慮，統一了認識，為中美關系的轉變作好了准備。

5月29日，周恩來發出答復口信：“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進行准備並作必要的安排。”周恩來還在口信中對基辛格來華的具體日程、飛行路線等作了具體建議，甚至詳細到是否可以攜帶電子通訊設備的問題（參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30, pp.332-333.），體現了中方對此次溝通的重視與對美方特使的尊重。

 6月2日晚，尼克鬆和基辛格收到了這封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最重要的信件”（〔美〕理查德·尼克鬆著，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第238頁。）。基辛格回憶道：“我當時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情簡直是難以形容。周恩來已經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即每一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它最關心的問題”。4日下午，尼克鬆回信進一步商討訪問細節。19日，葉海亞書面照會美國：“我們一定做好絕對可靠的安排”。（〔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32、934頁。）在巴基斯坦的幫助下，基辛格秘密訪華圓滿成功。7月16日，中美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尼克鬆准備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