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訪華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4】

四、余論

應該指出，在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的過程中，兩國之間的政治溝通是通過多種途徑實現的，除秘密渠道之外，還包括領袖個人的緩和表示、官方政策示好、民間文化交流、華沙會談、高峰會談等。這些內容相互補充、相互推動，共同釋放了中美兩國謀求接近與緩和的對外政策意圖。相比於其他途徑，秘密渠道的優勢在於：其一，減小外界阻力，避免媒體和他國干擾，特別是第三方蓄意破壞的行為，將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之內﹔其二，避開傳統外交渠道的冗雜程序，由高層領導以最具效率的方式解決實際問題。對於長久隔絕對立后嘗試尋求接觸的中美兩國而言，這兩個優勢尤為重要。所以，其他途徑大多偏重試探虛實、引導輿論，而秘密渠道則傳遞了中美兩國改善關系的確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訪華、黑格訪華、尼克鬆訪華的實際安排，經受住了南亞危機的初步檢驗，是將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判斷推進到具體行動層面，最終達成實質性進展的關鍵環節。而渠道的自身發展過程——從第三國首腦斡旋，到在第三國面對面溝通，再到在美國本土直接交流，也是中美關系的堅冰不斷融化的縮影。

從新中國成立到中美建交，雙方曾通過不少中間國家傳遞信息，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瑞典、英國、坦桑尼亞等。但這些方式或者溝通效果欠佳，沒有達到目的，或者只是偶爾的、單向的信息傳遞，沒有像后來的巴基斯坦渠道、羅馬尼亞渠道一樣，建立一年多的、相對穩定的信息傳遞機制，更不必提最終推進到巴黎渠道和紐約渠道的實務溝通層面。其中，國際背景和國內政治環境起著重要作用。比如，在冷戰初期的台海危機中，中美敵對情緒正濃，所以盡管周恩來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表示中國不拒絕就台灣海峽形勢與美國進行直接談判，但國務卿杜勒斯仍然態度強硬，不僅對信息不加考慮，而且對哈馬舍爾德的斡旋活動十分不滿。又如，1965年4月，中國嘗試通過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傳遞越戰中的警示信息，但受相互敵視的傳統觀念和戰爭不斷升級的影響，約翰遜總統認為，阿尤布之前在北京的訪問會在華盛頓引起不利的公眾反應，因而推遲了其對美國的訪問，造成信息傳遞失敗。當幾個月以后美國打算通過英國同中國聯系，並轉告北京已對英國渠道予以加密的時候，中國的內政已經越來越朝著“左”的方向發展，中英關系冷淡了下來，這一渠道自然被棄之不用。

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方面，國際背景的變動，特別是蘇聯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使中美雙方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有了更多共同點，產生了戰略接近的需要。正如周恩來對美國媒體談到的：“現在世界既然有些變動，總要使大家都不受損害”（《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600頁。）。另一方面，中國國內一些激進政策的消極后果充分暴露出來，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67年8月，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發生后，毛澤東親自過問外事工作，著手調整60年代以來既反帝又反修、同時應付美蘇“兩條線”的外交方針，把制止蘇聯大規模武裝入侵作為戰略防御的中心任務，並嘗試與美國接近。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最終形成“一條線”的戰略構想，即建立一條從日本經過歐洲一直到美國的統一戰線，以抗衡蘇聯的霸權主義。所以，相對於以管控危機、避免戰爭為目的的台海危機、越南戰爭中的信息傳遞，本文所分析的秘密渠道是由內外因共同促成的中美外交戰略大調整下的產物，實施環境更穩定，政策時效更長遠。這也是為什麼雙方在意識形態仍有對立的情況下，還能努力嘗試用對方的思維方式考慮問題，在信息措辭上反復斟酌，在字句解讀時多加思量，成功維護了秘密渠道的運轉。

此外，信息傳遞者的選擇也很重要。朝鮮戰爭期間，中美就美國越過三八線，中國出兵與否的溝通就是因為信息傳遞者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本身不受美國信任，被認為“他的話不能當作一個公正觀察家的話來看待”，“是一個共產黨宣傳的傳聲筒”，從而造成美國把中國“要管”的決然態度誤判成“恫嚇”（〔美〕哈裡·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424頁。）。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在為秘密渠道尋找信息傳遞者時，也曾嘗試過荷蘭、喀布爾、挪威等，但都沒有成功。荷蘭渠道是荷蘭駐北京公使德克森的個人投機行為，他主動告訴美國可以在美國和北京之間“扮演聯絡渠道”的角色，並聲稱中國外交部某官員向他“保証”，如果美國希望“改善關系”，那麼“所有的事都會變得簡單”。但當基辛格准備啟用這條渠道時，卻發現德克森並不能接觸中國高層，“這次與中國接觸的努力是失敗的”。（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66, pp.176-178.）喀布爾則因為層級太低，美國不想再次通過使館進行對話。挪威外交官雖然有充當中間人的願望，並在1971年2月至4月間向美國主動傳遞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等人關於中美關系的講話，中國也有“希望挪威可以繼續成為一個溝通渠道”（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04, p.257.）的意願，但因為美國“在那裡的大使館人手不夠”（〔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18—219頁。）而沒有實現。可見，即使在其他條件都具備的時候，信息傳遞者也是“一票否決”因素。

在這方面，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受到中美雙方信任。葉海亞和齊奧塞斯庫是與中美兩國均保持良好關系的國家首腦。周恩來在口信中明白地表述了這一點：“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偉大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901頁。）毛澤東和尼克鬆會見時說：“巴基斯坦前總統介紹你和我們認識。”（《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5頁。）尼克鬆也高度贊揚葉海亞是“一個真正的領袖，非常有智慧”，欣賞其在處理中美信息交流時的“微妙和機敏”（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20, p.52﹔doc.122, p.313.）。羅馬尼亞則從1964年起抵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對中國的圍攻，“所處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美〕塔德·肖爾茨著，鄧辛等譯：《和平的幻想——尼克鬆外交內幕》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63頁。）。巴羅兩國也願意調和中美關系，雖然有自身的考慮，如最大限度地爭取外援、保証戰略均勢等，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斡旋中恪盡職守。以羅馬尼亞1971年1月帶給美國的信息為例，當基辛格拿不准周恩來是否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作為中美建交的先決條件時，羅馬尼亞駐美大使博格丹給出了個人印象：“中國總理實際上是建議白宮考慮一個互相可以接受的折中方式——而不是告訴美國應該做什麼。”（〔美〕塔德·肖爾茨著，鄧辛等譯：《和平的幻想——尼克鬆外交內幕》上冊，第465—466頁。）這個時候中國確實已經在醞釀更為靈活的對美方針。1971年5月，《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提出了處理中美關系特別是台灣問題的八條原則，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在要求美國從台灣撤軍的同時，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作為兩國政府之間交往的先決條件。（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889—890頁。）這就提出了參考意見，使基辛格豁然開朗。巴基斯坦渠道則以“評估”的方式告訴尼克鬆：如果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尋求有意義對話的意圖是中國軟弱的信號或者是對美蘇結盟對抗中國的恐懼，那麼可能會危及未來的談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70, p.186.）。在傳遞信息時，葉海亞十分謹慎，“會親自做記錄並當場核對，連標點符號也要講清楚才行”（《本報記者專訪中美破冰“巴基斯坦渠道”參與者陳嵩祿——傳口信，標點符號也要講清楚》，《解放日報》2012年2月22日。）。巴羅兩國出色的表現，減少了由第三國溝通所帶來的不便，不僅增強了信息的准確性，而且幫助中美兩國更好地理解對方意圖，大大增強了秘密渠道的靈敏度。

即使在中美直接溝通的巴黎渠道和紐約渠道中，信息傳遞者也經過慎重選擇。黃鎮是經歷過長征考驗的“將軍大使”、中央委員，外交經驗豐富且深得信任。周恩來曾請專人赴巴黎將當時高度保密的九一三事件告他知曉（參見符浩：《“九·一三”事件補白》，《新中國外交風雲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第186頁。）。沃爾特斯曾任尼克鬆翻譯，精通八國外語，多次被派往國外執行秘密使命，被基辛格形容為“靠得住”。黃華則是著名的“美國通”，是籌備基辛格與周恩來預備性會談的中央外事小組成員之一，“溫文有禮，和藹可親，而且老練沉著”（〔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第965頁。）。這些外交工作者嚴格保守機密，遵守工作授權，及時、准確地將信息傳遞給中美兩國最高層，對秘密渠道的成功運轉發揮了關鍵作用。

秘密渠道中的中美互動也很值得探討。秘密渠道的構建系美國率先提出，其所傳遞的很多信息也是用以表明立場的。美國似乎生怕在一些問題上造成中國的誤解，整體上看，好像更積極一些。但中國是否處於消極、被動地位呢？其實不然。首先，中國要考驗美國的意圖，“謀定而后動”。中美畢竟對抗了20多年，中國需要在初步接觸的同時，擱置一下看看，防止美國“迂回曲折耍花招”（《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46頁。）。周恩來對葉海亞委婉地說明過這一點：美國的“缺點就是不成熟，表現在政策上和國際行動中就是容易沖動、多變”（《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1頁。）。在看清尼克鬆因為越南問題、蘇聯問題、競選問題不得不與中國接觸之后，中國就在戰略上掌握了主動。其次，中國運用了“心理戰”策略，認為不宜表現得過於急迫，“美急於同我接觸，我應保持高姿態，再憋它一個時候”（熊向暉：《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帥對國際形勢的研究和建議》，《新中國外交風雲》第4輯，第22頁。）。從實施效果看，這種做法確實引起了美國對中國的重視，從而在策略上掌握了主動。再次，恰當把握時機，主動打開局面，不單純依賴美國行動。乒乓外交就是最好的說明。它雖不是秘密渠道的組成部分，卻是將秘密渠道從停頓推向高速運轉的重要契機。它反映出中國改善關系的友好態度，是用公開信號對美國傳遞秘密信息的回應，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卻又微妙地發出警告——如果秘密交往受挫，中國可以組織人民對人民的往來。可見，中方看似“我不主動，也不回避”，“不冷不熱、不亢不卑”（《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30頁。），卻在實質上牢牢把握了主動權。熟悉中國風格的外交家明白，“對中國來說，如果你敲了一扇門，他們就會打開另一扇門”（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28, p.322.）。通過秘密渠道與中國反復接觸的基辛格則談道：中方是“設法讓對方主動提出中方喜歡的建議，然后中方予以認可”（〔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39頁。）。這是中國的外交藝術，這種藝術離不開老一輩領導人對復雜國際局勢的深刻理解，對策略的純熟運用與對時機的恰當把握。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