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訪華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3】

三、面對面會晤：巴黎渠道和紐約渠道

基辛格訪華期間，中美就相互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討，了解了彼此的基本態度，已不必再勞煩第三國斡旋。雙方約定在巴黎直接接觸，由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和美國駐法國大使館武官沃爾特斯聯系，巴黎秘密渠道由此誕生。1971年11月，中美兩國又建立了另一條聯系渠道——紐約渠道，由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和基辛格在紐約會晤。兩條渠道並行，但又以巴黎渠道為主。尼克鬆訪華后，巴黎渠道轉向公開，但紐約渠道仍秘密運轉，一直延續到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之后。

1.巴黎渠道：完成尼克鬆訪華安排（1971年7月—1972年2月）

選巴黎作為聯系地點，主要基於以下原因：一是基辛格為了越南和談事宜經常來往於美國和法國之間，既方便他行程安排，也便於掩護中美秘密聯系的實際情況﹔二是法國國際地位相對超脫，是“堅持其戰略獨立性的北約成員”（〔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218頁。），不僅在美國和蘇聯之間來往自由，而且和中國、越南都有外交關系﹔三是法國領導人對中美和解持支持態度，曾表示希望中國能夠積極參與到國際事務中去，避免由美蘇兩個大國來解決問題，這給毛澤東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0頁。）。巴黎還有一些便利條件，具體包括：崇尚自由，對使館工作沒有嚴格的限制﹔處於歐洲中心，交通發達﹔報紙、書刊種類多，消息來源廣﹔等等（參見《黃鎮文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年，第237—238頁。）。事實上，尼克鬆和基辛格在開辟秘密渠道之初就嘗試通過巴黎與中國聯系這種嘗試至少有兩次。一次是1970年4月，基辛格安排沃爾特斯向中國駐巴黎武官方文傳遞希望打開秘密渠道的文稿。方文並未接收文稿，但將此事報告了黃鎮。另一次是9月27日，基辛格托朋友讓·聖特尼向黃鎮提出，美方希望與中方直接聯系。12月23日，黃鎮表示已把信息呈送給中國領導人。（參見《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472—473頁﹔〔美〕亨利·基辛格著，吳繼淦等譯：《白宮歲月》第2冊，第897、903頁。），但由於國際形勢、中美關系發展狀況、聯絡人選擇等諸多復雜原因沒有成功。正如黃鎮對沃爾特斯所言：“當時時機還不成熟，后來才成熟了。”當時沃爾特斯說，要是黃鎮的武官收下他在4月遞交的那封信，談判就有可能提前好多天。（參見〔美〕弗農·阿·沃爾特斯著，張毓文等譯：《沃爾特斯回憶錄：秘密使命》，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82頁。）

巴黎渠道的主要任務是轉達由雙方領導人直接起草或批准的口信和文件，雖不像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由首腦親自出面，但傳遞的仍是來自中美兩國最高層的指示，“是一項十分機密、十分重要、十分敏感、十分微妙的任務，一著不慎，便會影響全局”（《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第479頁。）。為保証信息傳達的准確性，雙方主要用法文翻譯，當對某個問題發生疑問時，會用英、法兩種語言各說一遍以抓住確切意思。為保証渠道運轉的秘密性，在具體接觸中，雙方嚴格控制知情人員，使用代號聯系，選擇相對隱蔽的中國大使官邸作為接觸地點。沃爾特斯步行前來，以防汽車外交牌照露餡。基辛格則由法國總統蓬皮杜安排繞過海關和邊檢，連美國駐法使館都不知情。而黃鎮也精心布置，“為了掩人耳目，官邸前院大門保持半掩半開”，翻譯韋東和曹桂生一個“在院裡佯作散步，注意觀察，一俟沃爾特斯到來，便立即開門迎入，以免沃爾特斯在門外等候過久，暴露目標”，一個“在樓門口等候，把客人引入客廳”（曹桂生：《回憶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48頁。）。

 巴黎渠道秘密運行期間，“沃爾特斯共來黃大使官邸45次”。“基辛格1971年來黃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來過一次”。（曹桂生：《回憶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第49、50頁。）通過這一渠道，雙方商談了如下內容：

第一，重大國際問題。包括美蘇關系、越南戰爭、南亞局勢等。中美公告發表后，蘇聯通過《真理報》和東歐同盟國作了一系列負面表態，指出：“在美國統治集團的言與行之間有很大的跑離（原文如此——引者注）”，“我們黨和我們國家將估計到中美接觸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蘇〈真理報〉反華文章：〈關於北京與華盛頓的接觸〉》，《參考消息》1971年8月1日。）。其在外交上也有所行動，急於和美國改善關系。因此，在1971年7月19日巴黎渠道的初次聯系中，沃爾特斯就向黃鎮遞交了一份確認美國將把“可能考慮與蘇聯人達成的任何涉及中國利益的諒解，都詳細地告訴北京”的函件（〔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983頁。）。此后，美國又把這一范圍擴大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美國所認為的“所有和中國人有關的重要問題”（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9.），主動在突發戰爭會談、柏林談判、日本天皇訪問等問題上提前告知中國，並及時與中國交換對南亞局勢的看法。以越南停戰問題為例，在1972年1月底至2月中旬的信息傳遞中，雙方曾就“八點和平建議”等內容進行商榷。美方反復解釋相關“承諾”只是美國“單方面的而不是對等的義務”，“知會”中國完全是美國“自願”。中方在“注意到美國信息中的澄清”后，語氣也有所和緩，從最初措辭嚴厲的“中國人民不僅不會退縮，甚至會給予最大程度的民族犧牲來堅定支持越南人民”，轉變為“中國支持越南的正義斗爭，但絕對不會干涉美越談判”。（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88, p.657; doc.191, p.660﹔doc.187, p.655; doc.190, p.659.）

第二，雙邊關系問題。主要是基辛格第二次訪華、黑格先遣小組訪華和尼克鬆訪華的相關准備和釋放在押美國人等具體問題，“諸如各類隨行人員和機組名單、專機電台功率、頻率、呼號和飛行路線﹔尼克鬆總統訪問時用的地面通訊衛星終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設備的運送和設置等等”（曹桂生：《回憶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輯，第53頁。）。這其中有斗爭，也有合作。在斗爭上，聯合國和台灣問題仍然是重點。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新聞預報時間上，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和10月5日，並傾向前者，但中方預計美國將在9月開幕的聯合國大會上繼續制造“兩個中國”，故選擇10月5日公布預告，並相機再次闡明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在合作上，雙方共同為美國領導人訪華成功而努力。如為解決美方派遣大量先遣人員和技術人員來華的問題，中美商定，同時舉行幾種不同級別的會議，這樣周恩來和基辛格“就可以解決一些最敏感的問題而不致受到干擾”（〔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第995頁。）。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11月8日晚，毛澤東在接見即將赴美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時，明確要求黃鎮通過基辛格轉告美國政府：必須保証代表們的安全（參見周南口述，宗道一等整理：《聯合國工作憶事》，《百年潮》2006年第4期。）。后來黃鎮在巴黎渠道和沃爾特斯的會晤中專門提到了這一點，並感謝“美國人幫了大忙”（〔美〕弗農·阿·沃爾特斯著，張毓文等譯：《沃爾特斯回憶錄：秘密使命》，第578頁。）。這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方對巴黎渠道的重視和信任。

巴黎渠道商談的內容看似瑣碎，實則具有內在聯系。重大國際問題的商討，是為了消除疑慮、增進互信﹔而雙邊關系的重點，無疑是尼克鬆訪華的具體安排。如果在前者的溝通中，中方沒有感覺到美方的誠意，那麼后者就無從談起了。中國外交務實，毛澤東等一直認為，中美關系能否緩和“要看美國今后的實際行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30頁。）。美方也明白，他們對各種信息的澄清、通報、交換，都是為了追求“兩國關系的根本改變”（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91, p.660.）。因此，兩國才能在巴黎渠道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2.紐約渠道：經受南亞危機考驗（1971年11月—1972年2月）

1971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外交官可以利用常駐聯合國及其安理會代表的身份在紐約公開活動而不會引起廣泛關注，這就給中美接觸創造了條件。紐約畢竟是美國本土，地理條件優於巴黎。所以，11月15日，基辛格通過巴黎渠道提出，中國駐聯合國的新使團應被授權同美國一方緊急會晤，“以防不能及時通過巴黎聯系中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55, p.478.）。20日，中方同意了建立紐約渠道的建議。經兩國商議，紐約渠道保持絕密，且與巴黎渠道進行分工：前者主要處理“有關聯合國的問題”和“緊急信件”，“其余事務則照舊通過巴黎進行”（〔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第1133頁。）。也就是說，巴黎渠道仍是雙方聯系的主要渠道，紐約渠道並不尋求大量接觸（參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

紐約渠道由基辛格親自和黃華聯系（黃華不在時由陳楚大使代替），此外，參與渠道運轉的還有黑格將軍和基辛格助手溫斯頓·洛德、中方翻譯兼聯絡員施燕華（聯合國代表團回國前由唐聞生翻譯）和過家鼎。會晤時間多在晚飯后，由美國中情局派普通的家庭用車來接，“幾乎每次雙方抵達時間都隻差一二分鐘，安排得很精確”（施燕華：《我的外交翻譯生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189頁。）。會晤情況由基辛格和黃華直接向尼克鬆和周恩來報告，美國國務院“一無所知”，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一概不過問”（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第168頁。）。

紐約渠道建立之初，正是南亞局勢不斷惡化之時。蘇聯為應對中美接近，和印度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得到支持的印度很快發動第三次印巴戰爭。在尼克鬆訪華以前，南亞問題佔據了紐約渠道“大部分的時間”（FRUS, 1969-1976, Vol.XVII ,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其首次聯系就是在印度向孟加拉地區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的第三天，即1971年11月23日。地點在紐約東30區“中央情報局曾用作安全接頭地點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筑物裡面一套狹小而寒磣的房間”（〔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第1133頁。），時間長達2小時。在這次會晤中，黃華重申了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支持立場，基辛格則通報了美國的做法，包括給予巴基斯坦人道主義援助，考慮切斷對印度的援助等。12月10日，基辛格向黃鎮通報了美國對印度採取的施壓措施、與蘇聯關於南亞問題的溝通情況及對南亞次大陸軍事態勢的評估，雙方就停火與撤軍問題進行了商榷。12日，黃華轉達國內意見：同意美方提出的將停火和撤軍分離的原則，首先就地停火，然后雙方同時撤軍。（參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3, p.596﹔doc.176, pp.609-617﹔doc.177, p.621.）黃華還和黑格進一步交換了在安理會決議問題上的觀點。

通過紐約渠道的溝通，雙方了解了彼此對南亞問題的態度，協調了相應的行動，在接下來的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對印巴戰爭的處理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實現了聯合國框架內的首次良好合作，迫使印度接受了聯合國停戰協議。

紐約渠道這一時期的溝通還有更深遠的含義。自6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和巴基斯坦交好而與印度存在邊界沖突，若印度得逞，中國的邊界安全就會受到威脅。黃華在會談中指出：“這將提供一個先例，使印度和蘇聯有可能勾結起來肢解其他國家。”（〔美〕亨利·基辛格著，楊靜予等譯：《白宮歲月》第3冊，第1154頁。）更何況巴基斯坦是秘密渠道的中間人，“正在為他既是中國的一個朋友，又是美國的一個朋友而受到懲罰”（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6.）。美國對待巴基斯坦的態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將來會對中國採取的態度。所以，在紐約渠道的溝通中，美國不僅及時將掌握的蘇聯軍事情報告知中國，而且反復強調，不會對蘇聯的行動漠然視之，“美國將反對他人干涉中國”（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176, p.612.）﹔美國甚至採取強硬立場，派出第七艦隊增援巴基斯坦。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次南亞危機成為中美關系的試金石，而紐約渠道促進了這一問題的解決，為剛剛緩和的中美關系積累了信任，與其他三條渠道一起，共同推動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