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總理1964年訪蘇【3】

11月8日，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等到中國代表團住所拜訪時，周總理又向他們追問馬林諾夫斯基的挑舋事件。周總理說，蘇共歡迎我們來，是不是為了當眾向我們挑舋，是不是期待著中國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周總理指出，西方國家的媒體11月8日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周恩來當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林諾夫斯基敢這樣胡說八道嗎？勃列日涅夫等辯解說，他們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憤怒。說馬林諾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經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在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你們道歉。我們同馬林諾夫斯基劃清界線，等等。周總理指出，馬林諾夫斯基並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簡單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映了蘇聯領導人中仍有人繼續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

馬林諾夫斯基公然提出“推翻毛澤東”，這不僅嚴重地破壞了中蘇關系和緩的可能性，而且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帶來了惡劣的影響。

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總理、賀龍副總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進行了三次會談。在會談中，周總理首先提出，希望蘇聯領導人說明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問題，而把話題轉到停止公開論戰上去。周總理談到關於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問題，這也是當時我們同赫魯曉夫爭執不下的問題。我們主張推遲召開，赫魯曉夫則下命令必須在1964年12月15日召開起草委員會會議，1965年5月召開大會。周總理說，我們認為，召開兄弟黨會議的條件並未成熟﹔採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通過雙邊和多邊協商，開個團結的兄弟黨的會議是一回事，而堅持赫魯曉夫下命令召開的分裂的會議是另一回事。重申我們主張開團結的大會，反對開分裂的大會。而且迄今為止，已經有7個黨決定不參加12月15日的會，其中包括中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朝鮮、越南、印尼、日本等國的黨。但是，在這一問題上，勃列日涅夫和蘇共其他領導人卻仍然堅持要在12月15日召開起草委員會會議，也不講什麼道理，採取了絕不妥協的態度。在激烈辯論中，米高揚終於忍耐不住，脫口而出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沒有任何不同，甚至沒有任何細微的差別。”周總理說，既然你們和赫魯曉夫在中蘇分歧上沒有不同，那我們還有什麼可談的呢？最后，周總理正式表示了意見：

他說，在赫魯曉夫被解職，各兄弟黨兄弟國家派代表團來蘇聯祝賀節日的新氣氛下，進行接觸，了解情況，交換意見，看看是否找到團結反帝的新途徑，這就是我們的全盤計劃。

現在情況清楚了，既然你們同赫魯曉夫毫無差別，共同願望就很難找出來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挑舋使新氣氛沒有了。我現在正式表示幾點意見：

第一，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詞和我的書面祝辭中所表示的願望，我們堅持不變。

第二，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要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絕不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不過，我們要奉勸你們，不要走絕路，要懸崖勒馬。

第三，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

周總理繼續說，盡管如此，我們對兄弟黨的門還是開著的。按照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系准則，創造新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來確定共同願望的辦法還是有的，這就需要雙方努力。如仍然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這種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期間，周總理、賀龍副總理還分別同羅馬尼亞、波蘭、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越南的黨政代表團多次接觸，介紹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的情況。周總理說，“我們這次來，是要了解背景，交換意見。”周總理談到，“赫魯曉夫下台是好事，這會使蘇聯黨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變化。變化究竟有多大，我們還要觀察。”“我們想做一點推動工作，推動他們向好的方面變化。”關於公開論戰，周總理談到，“公開爭論是赫魯曉夫挑起的，並指名侮辱了我們黨的領袖。我們現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爭論的可能。”最后，周總理談到，“蘇聯新領導是要在沒有赫魯曉夫的領導下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政策”，“通過這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現在的蘇聯領導軟弱，內部矛盾、混亂、動蕩﹔各方面的壓力很大。這是原來沒有想到的。”

10月13日，周總理和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赴機場途中，柯西金對周總理說，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麼要解除他的職務呢。他還提議，舉行蘇中兩黨的高級會議。周總理表示，將向中共中央轉達蘇共中央的建議。

10月14日，周總理和代表團飛抵北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群眾代表數千人到機場熱烈歡迎。

事隔多年，直到蘇聯解體后，蘇共中央檔案陸續公開。19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了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上蘇斯洛夫作的關於赫魯曉夫所犯錯誤的報告速記記錄，才知道蘇斯洛夫在全會上仍然堅持了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並號召“繼續同中共斗爭下去”。這就是馬林諾夫斯基放肆挑舋的真實背景﹔這就是米高揚公開表示的“在同中國的分歧上，我們同赫魯曉夫沒有任何細微差別”的含意所在﹔這就是勃列日涅夫堅持要召開分裂會議的原因所在。回想1964年當時代表團在我駐蘇使館研究情況時，周總理就以他敏銳的洞察力對蘇聯新的領導班子作出了明確結論：蘇聯新領導雖然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職務，但是，他們仍要繼續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即他們要當老子，別人隻能當兒子——繼續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政策。歷史果然証實了周總理的判斷是正確的。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