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邊界談判片斷回憶【3】

六

關於南海島嶼問題的爭議，中方多次重申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同時表示，對於中國和越南以及其他國家在南海島嶼問題上的爭議，中方願意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1991年11月中越領導人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表示：雙方同意“繼續就海上的問題進行談判，以便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長久的解決方法。在解決問題前，雙方均不採取使爭端復雜化或擴大化的行動……”這期間，雙方同意本著先易后難的精神，積極探討在海上諸如海洋環保、氣象水文、減災防災等領域開展合作的可能性和措施。雙方於1995年成立了海上問題專家小組，就南沙群島爭議問題進行磋商，迄今已進行了9輪。

2000年11月4日，中國和東盟十國在金邊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中明確規定：“有關各方承諾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它們的領土和主權爭議，而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各方承諾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復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包括不在現在無人居住的島、礁、灘、沙或其他自然構造上採取居住行動，並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它們的分歧。”中國作為簽字的一方，將嚴格信守作出的承諾，越南作為東盟十國當中的一員，自然也責無旁貸。我希望並相信，隨著中越關系的不斷發展、相互信賴進一步增強，終能在南海島嶼問題上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長久的解決辦法”。

七

1995年我出任駐越大使后，陸路邊界談判和北部灣劃界談判更是緊鑼密鼓地進行。由於邊界領土問題直接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十分敏感，談判桌上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爭論，可能是為了給大使一個回旋余地，國內不讓大使參加面對面的談判。越方的做法也和我們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大使或大使館的任務就很清閑。這期間我和大使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當談判進入關鍵時刻，或面臨重大障礙，國內指示我把中央的意見轉達給越共總書記。這時，我就約見越南國家政治出版社社長陳庭嚴，因為他同時是越共總書記助理，專門為總書記起草重要文件和報告。我在電話裡告訴他，隻有我一個人前往，對方便會意識到有重要事情，自然也隻有他一個人出面接待。待把會議室的門關好，我便逐字逐句地把我方的意見念給他聽，他也逐字逐句地記錄。然后他再把記錄的內容給我讀一遍，我確認准確無誤后，他才放心。我記得這樣的事情共有三次。

第二，雙方每輪在河內談判結束、中方人員回國后，我都請越南政府邊界委員會主任陳共軸在越南“甲天下”餐廳吃工作午餐。事先我也告訴他隻有我一人前往，當然他也是隻身一人應邀。名為吃飯，實際上是請他談一談對上一輪談判的評論和看法，以及對下一輪談判有何建議。為了使對方打消顧慮，我強調彼此隻發表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領導﹔同時我在現場不帶筆記本，也不做任何記錄，有意表現出很輕鬆的樣子。這樣他便可以放開一些，談得隨便一點。對於上一輪雙方未能談攏的問題，我請他談談個人的考慮﹔我也試探性地提出個人的設想，聽聽他的反應。這些話雖然只是個人意見，但對方畢竟是相當級別的當事人，對國內進行研究仍有一定參考價值。有一次，越南外交部中國司一位副司長到新西蘭進修英語，我以為他送行為由頭，請他吃工作午餐。我請他談談個人對兩國解決陸地邊界問題的看法。他說，雙方對爭議地區的面積“大體對半分”。后來的談判結果，証實了他所談的意見是准確的。

第三，大使館在談判過程中也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年越方工作組多次到北京，國內工作組多次到河內，大使館都要由政務參贊迎接和送行。在河內談判期間，工作組雖然住在賓館，但討論問題和向國內寫報告都在大使館進行，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能結束。向國內的報告，按照規定要由大使審批，因此不管報告寫到深夜幾點，我都要堅持到審批完才去休息，有時甚至是通宵達旦。工作組討論時，我和大使館有關同志也參加討論，並發表意見。對談判中的重大問題，大使館根據情況和需要，還會專門向國內提出建議。每輪談判結束后，越南媒體都要進行報道，大使館還要把越方的報道內容報告國內參考。可以說，大使館對談判起到了橋梁、聯絡和參謀的作用。

綜上所述，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兩國在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領土問題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是中越關系中的大事。雙方表示，無論在陸地還是在北部灣，雙方都要努力把中越邊界建設成為和平、友好、穩定的邊界，確保邊界的長治久安，造福兩國人民。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取得的進展，使中越關系的政治基礎更加穩固，從中國方面來說，這是積極貫徹中央穩定周邊外交戰略的重大成果。當然，完成勘界立碑工作還是十分艱巨的任務，而南海島嶼歸屬的爭議，除了中越兩國以外，還涉及到其他國家，情況更加復雜。就中越關系而言，南海問題仍然是兩國關系中的不穩定因素。

回顧近40年的外交生涯，我在上級領導下，為中越關系的發展，其中也包括兩國領土邊界問題的解決，做了一些具體工作，至今仍感到欣慰。

（摘自：歐陽淞 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濟南出版社）